昨天听闻姑家妹妹添丁大喜，兴冲冲地带妙妙去看宝宝，一进产房，迎面撞上姑姑复杂的眼神，糅合着母女平安的释然、没生个小子的遗憾还有忙活了一天的疲惫，哎，咱家里祖传的阴盛阳衰…，是个闺女，为了缓解现场略显低沉的气氛，我一改往日沉默谨慎的做派，开始夸夸其谈，姑，到年底，三胎放开生了，计生这个词是越来越淡化了，聪聪妹妹这才是一胎，再生上俩儿子，你可不许嫌多。姑姑脸上舒展开来，忽又激动起来，嗨，你说这个政策说变就变，想当年，一听计划生育组要来检查，你妈挺着六个月的孕肚跑到柳家亲戚家躲了起来，你奶奶被叫去问话，计生主任一声呵斥，你奶奶吓得尿了裤子……哎，也不能光怪政策，咱祖辈上就封建思想就重，不是自己非生不行也就没有那么多事了，在妹妹大喜的日子里，还是轻描淡写地截断了姑姑的话头，不然她就这些个事能唠叨上半宿，还有一个原因对于不太好的过去，人总是倾向于选择性地遗忘。
晚上回去一口气读完莫言的《蛙》，这是莫言的诺贝尔奖之作，大体记得颁奖词是因为《蛙》的写法荒诞奇妙，在国外看似荒诞，但在一个与东北乡共享胶莱河的昌邑人眼中，在一个被计划生育影响了三十多年的人来说，看到的都是熟悉的影像，地道的方言俚语，就像乡里乡亲一样。看完《蛙》，被我的姑姑整天念叨的那些影像又浮上心头。
“藏”是贯穿一个“超生游击队”家庭的关键词。没生之前要藏，母亲作为一个新媳妇，开启了生儿子之路后，几乎就不在人前露脸了，反应了、显怀了都怕别人看出来，只要不太热，她都裹着厚厚的长袍大褂；生孩子要藏，万一邻居听到动静，被举报了就坏了，就像《蛙》里面说的，只要没出“锅门”的，被举报了一律刮宫流产，但只要出了“锅门”，好歹是一条生命，就等着罚款好了。除了大姐是在家堂堂正正地出生之外，我和妹妹弟弟都是躲躲藏藏出生的。说的这里，想起了之前一个同事的对象叫王小丁，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也是超生的，躲在一个姓丁的亲戚家出生的，直接取名小丁。生出来的孩子更是要藏，怎么藏，我家老屋设计地就像抗日时期游击队住过的似的，炕东头常年贴着一张年画，一有外人来家，年画一掀里面还有一个炕头，刚出生的孩子就躲进里面。妹妹四岁之前就没出过大门，更没有见过除了爸爸妈妈姐姐奶奶姑姑之外的人，偶然出门都是沿着墙根走，都不敢走路中间。这个事情直接导致现在的我对“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的嗤之以鼻，妹妹四岁都没有和人正常沟通过，最后也还是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的研究生，发展的也还不错，不用太焦虑孩子的起跑线嘛。对啊，我呢，我藏在哪里？我藏在姥姥家，出生六个月，我就躲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由姑姑载着去了姥姥家，开启了漫长的寄养生活。姑姑引以为豪的是，穿过大街小巷时，我一点也没有哭，没有引起乡亲们的丁点注意。期间，我一次差点被送给舅母作女儿（她只有一个儿子），只是我三四岁了已经有些自我意识了，对于舅母的盛情表现的非常抗拒只能作罢，又一次是五年级时，在东北的一个不能生育的亲戚回来探亲，想带走我，那时正是做着各种瑰丽五彩梦渴望外边的世界的年纪，我同意了，姥姥同意了，沉默寡言的姥爷竟然反对，又作罢。我=妹妹的命运也是如此，刚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三个儿子的单位领导就兴冲冲地来领养她，小车开到了家门口，像愤怒的狮子一样的爷爷拿着叉子要和父亲拼命，怒斥到，逆子，你要生儿子，我们不反对，往外拾孩子，这个不能行，这是作孽，祖上咱也是读书的人家，这样做岂不让乡里乡亲戳脊梁骨。留下妹妹后，爷爷去九干上开了一块荒，回来和奶奶说，放心了，孩子是黑户没地，我自己开了二分地的荒，够孩子吃饭的了。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被拾了出去，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母亲作为一个旧式思想的妇女，没有对此表示出丁点抗议，随着父亲，一次次地想把这些多余的女儿拾出去，一次次期待着生下的是男孩，都有些魔怔了，怀妹妹的时候，在生儿子意念的强化下，这个可怜的妇人一直坚信肚子里怀的肯定是男孩，胎动和之前的三个女儿都不一样，结果还是一个女孩，听大姐说，为此，失望的父亲还给了母亲一鞋底，夜深了，这个脑子已经走火入魔的妇人竟然怀疑自己看错了性别，一次次掀开妹妹的小被子，念叨着不会是看错了吧，明明应该是个儿子啊。中间还流产一次之后，曲曲折折终于生了儿子。这次母亲总算是扬眉吐气了，记得有张照片，还在坐月子的母亲抱着弟弟开心地笑着，那笑容真地是从心底溢出来的呵，这年她已经36岁了，这些年她一直奋斗在生儿子的路上。她36岁之前，每次父亲喝醉了酒吵架的由头就是没有儿子，和别人不一样，心里难受。生育机器，这是我长大后对母亲的评价，母亲可不这么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一个对生儿子有执念的男人，自然得生生生。
儿子有了，但是拉警报一样的躲计划生育生涯也正式开始了，计划生育检查常常有，每次听到村里大喇叭广播“做好迎接计划生育检查”时，爷爷带着妹妹弟弟到九干的荒坡里边劳作边躲避检查，后来，爷爷锄完一趟回到地头发现，两个娃都被晒坏了躺着长长的鼻血后，躲避的地点又转移到看果园的小屋里，小屋里放着秫秸，掰开秫秸钻到里面躲起来，爷爷肚子里有的是故事，一个一个讲下来，有时候都能躲上一天。惊险的时候也有，妹妹在家睡觉，计划生育检查突袭，姑姑着急地来到我家，把门一关，抱着妹妹躲在炕底下，计划生育组把窗户都推开了，往里瞅了瞅没啥异样就走了，往常唧唧歪歪的妹妹竟然一声不吭，姑姑一个劲夸她有眼力界。1997年香港回归普天同庆，人口普查后我们这几个黑孩子有了户口，一家人欣喜若狂。除了躲在姥姥姥爷的我之外，她们似乎都活得正大光明了，只有我还是找不到存在的理由。在姥姥家我是个外户子，偶尔偷偷摸摸回趟自己家，恨不能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偏偏碰到没事总坐在胡同口上的妇人们，总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姥姥总是机智的说，这是儿子家孩子，来走姑姑家。我到底是谁，自己也不知道了，狡兔三窟，我是有好多身份，我的母亲一会是我姑姑，一会又是我的母亲。在家吃着饭，大门一响，我条件反射般地放下饭碗，跑到姐姐的卧室里面躲起来，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竟然来人了，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强作镇定的迎上去，心里已经编好了台词，我是来姑姑家做客的，姑姑姑父都不在家。来人走到跟前，原来是我的亲姑姑，编好的台词用不上了。一个周末，我奉姥姥之命带着十几斤猪头肉骑着自行车气喘嘘嘘的回到家，正等着母亲夸赞我呢，母亲却冷着脸慌慌张张地问，谁让你回来的，各小组长都在道上开会量地呢，看到你万一问起来咋办，听罢，我扔下猪头肉连家门也没进，掉头又往姥姥家骑去，边走边流泪，失落到极点。有一次，我正色和母亲谈起此事说，既然这么多余，真地希望当时没有生我，那段时间或许有点抑郁，总觉得被迫活着，如果能自己选择的话，真希望从来没有来过这世界。母亲却是大宽心的人，孩子，你得感谢我们把你带到世界上，如果不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一个劲的想生儿子，哪有你，那时候还号召只生一个好，就大姐自己了呢。咯咯咯。这些在心大的母亲眼里都不是个事，却是我的纠结。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直到上大学，我才知道，我属于最早的一批留守儿童，留守的症状我一个也不少。在姥姥村的学校读书，其余小孩都清一色的姓李，就我一个人姓郑，为了不突显出去，我默默地在作业本上写了几年李亚飞，后来老师发现了问题，硬是给纠正了过来。家长会别家的小孩都是清一色的爸妈，我的是姥爷去开，卫生永远讲不好，脖子底下一圈黑，鼻子似乎总也流不完，作业不做，总能把姥姥姥爷蒙骗了。隔壁家的怪爷爷对我热情的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傻里傻气的我突然变地敏感起来，坚决的明白这个总给我糖块吃的怪爷爷别有意图，于是再也不单独去他家，见了他绕着走，姥姥很奇怪我突然变地这么没有礼貌。我还悄悄地准备了一把小刀藏在身上用于防身，幸好直到我考上高中离开这里也没有用上过，却养成了外面阳光灿烂内心狐疑度极高的性格。现在成为母亲的我坚信，只有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庇护者。
又啰嗦了好多。当时我们村里还有好多这样计划生育户，我姑姑也是当村的，因为抢生，家里被搬走了电视机，疼钱的婆婆主动带着姑姑去计生站流掉了七个月的儿子，谁知接下来接连生了两个女儿，生小妹妹时，我奶奶和姑姑抱头痛哭，难道要成为绝户了。在农村，绝户是一个很毒的词，被骂绝户简直是直戳痛点。这也成为姑姑的心病，直到聪聪妹妹结婚怀孕，她又转移到了盼望女儿生儿子上，结果女儿生的还是女儿，姑姑有些伤心。
我的同学晓青，她有一个姐姐晓玲和妹妹晓晓，也是超生户，她英勇的母亲的壮举至今在村里流传着，怀着晓晓的她母亲坚信自己怀的是儿子，一次计划生育组突击检查，她母亲挣脱了计生主任的手，爬上后窗，跳入了后邻居厕所，臭气熏天，计生检查的实在无法靠前，趁这个空挡，她跑了。结果，生出来，还是个闺女，失望之极不再拼四胎了。还有一个和亚妮同学的名叫老五的小曼子，上面有四个姐姐，除了老大和老二，后面都没有取名字，直接叫三儿、四儿、老五。计生执行政策有时候时候粗暴无理，可是面对群众不管几胎非生儿子不可的畸形心态又有什么好法子呢？现在我在基层工作也深切体会到了做群众工作的难处，是真地难。对于父亲非生儿子不可的心态我也推测过，估计无非是怕被人骂绝户，好面子，有男丁家里不受欺负，还有父亲是长子长孙，受到了爷爷父亲的偏爱，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肯定要坚定这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或许都有之吧。
小时候，我和姥姥说，长大后如果有了女儿，肯定不和我父母一样，搞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出生都是个错误，我要珍贵她，以她为荣。姥姥听了颇为震惊，你自己还没脱孩子皮呢，说什么生孩子的傻话。2014年，我生了女儿心里却惶恐了，担心父亲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冷脸对之，婆婆会怎么想，慢慢长大的女儿用一张一小甜嘴哄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团团转，成为家里的开心果。去年，叔叔得知我又买了一处房子，估计怕我手紧关心的问：“你就一个女儿，又买房子，以后女儿嫁了你留给谁？”打一个哈哈过去后，我心里明白，我没有把女儿当作一个好似活着的目标就是为了嫁人的妇人，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丰富的人，其次再是女人，她有全部的权利和义务，无关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