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适应大学生活的标志，就是我终于习惯每周五晚上乘地铁回家，尽管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22站的路程漫长而又无聊，地铁停站时，我会从手机里拔出眼睛，盯着进进出出的乘客仔细地瞧，每站如此，每次也是如此。我向来不愿意在不感兴趣的事情上多花时间，我会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观察这实在太有意思了。
当里外两扇门伴随着警示灯响起缓缓打开，最先迫不及待动作起来的往往是地铁外的人，他们一脚踏进车厢，视线立刻像探测仪一样开始搜索，目光所及处一发现有空闲的座位，便快步冲上前去，目标精准，下手狠辣，坐下之后长舒一口气，仿佛一场战役告终——这是“保守派”。而我定义的所谓“激进派”的那一帮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攻击性和突破性，不仅率先行动，还会本能地拨开所有挡住自己路和挤着自己的人——管他往哪个方向拨，只要不碍事了爱去哪里去哪里。他们发现目标后的反应极其敏捷，几乎是小跑着地冲向座位，一点也不在意冲过来的一路上踢翻了多少行李袋，踩到了多少脚尖脚后跟，撞倒了多少没站稳的人。他们安稳就坐后，把不在意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脸上，我喜欢把那种表情叫做：“胜利者式骄傲”。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当“保守派”遇见“激进派”，这样的景象时常出现在客流量颇大的站点。他们竟然出乎意料的首先统一了战线，一致怼回下车的人，然后才开始分两派站队。根据我的观察，每一个“保守派”都是成为“激进派”的潜力股，只可怜那些不争不抢跟在队伍末的人了，要么被急切的上车人插队，要么被愤怒的下车人推搡得更远。等再有机会靠近地铁门时，警示灯响起，门在眼前缓缓关闭。
我看加缪的《局外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大学，没有接触社会，只坐在家里的小汽车里，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家如此两点一线地跑着。再次拿起《局外人》这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句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记得这句话呢，因为它荒谬得让我不敢置信，违背常理，违背我从小被灌输理解的道德观。顺着开篇的这句话接着往下读，我愈发觉得字里行间甚至书缝里都透着荒谬，主人公默尔索的形象冷漠进了骨子里，罔顾道德和情感要求，罔顾社会的眼光，罔顾宗教规则。他之所以会被当作一个怪人对待，就是由他完完全全自我的、封闭的、脱离社会的局外人性格导致，这是这本书显而易见表现出来的信息，所以最后默尔索被众人言语讨伐直至判处死罪的结局，也可以理解为是他咎由自取。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我就不会从这本书里读到悲哀。
在母亲的葬礼上不掉一滴眼泪，冷眼旁观前来为母亲吊丧人的悲伤，葬礼第二天就与女人欢愉……这样的默尔索形象理应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事实上，让我对表象塑造的默尔索形象发生改观的是一段话:“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去世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一个令人感伤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再哭她。”这似乎是一种平静面对死亡的态度，没有很多悲伤，反而充满了思考和理智。我们今天社会中常常会用“理科男”“理科女”来形容某些理性思维大过感性思维的人，说的时候总包含些对这类人缺乏情感的鄙夷和不认同。我们都说人是有情感的高级动物，而谈及悲伤、痛苦这类情绪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靠眼泪来表达，这也是为什么默尔索在葬礼上不哭的这一行为日后会受到那么多人诟病的原因。但我们难道要因为哭是大多数人在葬礼上的反应，就要把哭定为评价一个人是否真爱逝去的人、是否真正悲伤的唯一标准吗？在中国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壮族、撒拉族等民族，有些一直保留着哭嫁的传统婚姻习俗，从新娘出嫁的前半个月，甚至前三个月哭嫁就已经展开了，这一民俗颇有历史渊源，出嫁时姑娘不哭不仅会被认为不吉利，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放在今天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废除了这一封建习俗，只在少数边远地区依旧存在。在我们一向倡导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和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面对传统文化这一背景下，哭嫁的习俗的消逝是不是可以向我们证明些什么。
换个角度试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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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默尔索真的逼着自己在葬礼上哭出来了，最后死罪的结局就可以被避免了吗？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默尔索生活的社会是一座被既定道德约束、被宗教思想缠绕的城市，他周围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顺从着陈规，用尽各种“社会人”的手段让自己更好地生活在这里，但默尔索的格格不入不仅体现在了他对感情的冷漠和对规则的漠视，还表现在了他对待某些问题时坚持本我的态度上。当他女朋友问他是否爱她，他的回答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当被问及愿不愿意结婚，他回答:“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当他的律师问他是否可以回答说他那天控制住了感情所以没有哭，他回答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这种态度，往好了说叫做耿直真诚，不用谎言当做遮掩本心的工具，但是这就好像是iPhone的前置自拍摄像头，一直以高清、高还原度标榜自己，问题是自拍的时候谁想要还原真我了呢？谁不希望一打开自拍摄像头，屏幕里出现的是一个白皙美丽的自己？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尽管我们对某些谎言心知肚明，但总是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就是真的。换个角度说，这个社会需要奉承和谎言，但默尔索显然不谙此道。他最后的悲剧是他的性格与社会强烈冲撞后的必然结果，加缪用最荒诞的表达方式向我们放大了这一悲剧，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世俗和伪道德绑架的社会有多么的荒谬可怕。
而对待社会规则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从心出发，用正确的三观进行自我的判断。前几年“中国式过马路”盛行，事实上不是说大多数人走的路就一定是正确的光明大道，也不是大多数人恪守不变的规则就一定是真理。康德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理性至上，独立思考”的主张，而始终保持一颗善于独立思考心在当今这个纷乱的社会却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回到文章最开始的地铁观察，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难道最荒谬的不是我们地铁“先下后上”的规则吗？因为第一个人开始埋头挤进地铁，于是后面的人也开始不管不顾地向车厢内钻，那么想要下车的人怎么办呢？双方在地铁门口僵持不下，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既费时又劳神劳力。那些“保守派”和“激进派”大概是没有仔细思考过他们的行为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只是盲目跟随着第一个人的脚步；抑或是被空座位诱惑得理智全无，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正确对待规则的态度。
人们对于善恶总是有一套程式化的设定。还是说我最熟悉的地铁车厢，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者走进车厢，因四下无座所以选择了扶着一根栏杆站立，这个时候车厢内绝大多数人都在埋头玩手机，只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站起来给这位长者让了座——这是地铁车厢内很常见的事情。而之前网络上吵的沸沸扬扬地到底该不该给老年人让座似乎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有多么明显的体现——大部分年轻人在看到年老的长者站着的时候依旧会选择让座。关键问题在于，让与不让的答案在人心。我们不能说起身让座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不让座的人一定是邪恶的，所谓公道自在人心，那就是要求我们自己用价值观衡量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更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塞给别人去执行。
默尔索是加缪笔下反宗教，反道德绑架最极端的典型，我们无法也不必像他那样得置身事外。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会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文|翟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