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君按：
一个作家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往往体现在自身的作品风格上，莫言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莫言在日文版中短篇小说集《幸福时光》的后记中是怎么说的吧。
我抵抗成熟
莫 言
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我已经写了整整二十年。处女作发表后不久，我的女儿出生，如今她已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写小说的小学生。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时期，我狂妄地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写小说的行家里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小说这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所知甚少。
前人写出的小说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无数难以超越的标杆，世界各国的年富力强的同行还在不断地创造出令我瞠目结舌的新作，而小说艺术的可能性依然像茫茫宇宙一样难以穷尽。尽管我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局限性就是风格———而一个作家的风格一旦形成，这个作家的创作实际上就到了山穷水尽的窘迫境地，尽管他还会继续甚至是大量地创作，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平面上滑行，很难再有别开生面的创造。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为了不过早形成自己的风格，变成熟练的小说工匠，我不断地舍弃自己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技巧和熟悉的题材，努力进行着多样化的探索，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也是用自己的名声做抵押的冒险。收到这本书里的五篇小说可以部分地证明我在探索的道路上所做的努力。
中国的部分文学批评家喜欢把作家贴上标签分门别类，他们的划分不是建立在全面地阅读作家作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作家的部分作品阅读后所形成的印象的基础上。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专写乡村题材的“乡土作家”，其实十几年前我已经写出了诸如《十三步》《酒国》等反映城镇生活的长篇小说。即便是我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其中也有相当篇幅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描写。收到这本书里的五篇小说，基本上是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其中四篇《师傅越来越幽默》《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沈园》《藏宝图》写于1998年，一篇《红蝗》写于1986年。
《师傅越来越幽默》已经被中国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幸福时光》，许多记者问我看了这部电影后的感想，我都用沉默和微笑来回答这个问题，相信日本的读者和观众会对我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做出自己的判断。最早激发了我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是我看到拉丁美洲一个作家的小说里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对热恋的男女在疯狂的做爱过程中变成了蒸汽蒸发掉了。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在我的故乡的一个小镇上，路边有一个废弃的公共汽车的铁壳子，一个聪明的小商贩把这个废旧车壳子改造成一个售货亭。我每次路过这里时，总是感到在这个车壳子里应该发生一点事情，看到了拉美作家小说中的细节后，我明白了应该有一对男女在这个车壳子里变成蒸汽消逝得无影无踪。然后就有了这个小说。
《幸福时光》电影海报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是一篇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有一天我骑着单车在长安街上经过，突然想到，假如在这条车流如蚁、警察林立的严肃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一个骑着毛驴的美人和一个身穿着古代盔甲的骑士，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就有了这篇小说。台湾一个文学研究生写了一篇文章，用十八个理由证明了这篇小说中骑着毛驴和白马在长安大道上潇洒行走的美人和骑士是两个外星人，尽管这不是我的本意，但却让我十分高兴，我写信告诉他：你说得对极了，他们是外星人。
《沈园》是一篇用传统的笔法规规矩矩写成的爱情小说，小说谴责了男人的畏缩和逃避，歌颂了女人的执着和善良，女权主义者看了也许会喜欢。有人把这篇小说编进了中学生的课外教材，这让我感到惶惶不安，生怕误导了青年。
《藏宝图》是在没有任何构思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我想试验一下，看看这样信马由缰的写作会写出一篇什么样的东西。故事写到一半时，我突然感到它非常有趣。它充满了戏谑，就像一个在严肃的课堂上捣乱的孩子。与其说它是一篇小说，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对小说的玩笑。
《红蝗》是我的诸多遭受批判的小说中的一部，写它时我年轻气盛，当时又正遭受着深刻的精神痛苦，于是写作的过程也就成了宣泄痛苦的过程。当时我的痛苦真像小说中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虽用尽了千种方法，也难以排解。事情过去了十几年后，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时，不由得感慨万端：这篇小说真的是我写的吗？
也许再过几年之后，当我重读我的所有作品时，我都会吃惊地想：这些小说是我写的吗？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二〇〇一年三月
/本文选自/
《感谢那条秋田狗》
收录莫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八十余篇，这些散文既有莫言的阅读随笔、创作谈、为自己作品的各种中外版本撰写的前言后记，也有他为友人作品撰写的序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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