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是此事，却以彼事结案。何也？
雨村听了大怒道：“那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走了拿不来的！”
两个惊叹号，写出雨村尚有秉公执法的心态，只因门子的一个眼色，“停了手”。当门子提到“葫芦庙”时，“雨村大惊”。
雨村大怒于“打死人竟白白走了”，大惊于“葫芦庙”，这是雨村心态的一个转折点，至门子拿出“护官符”及“王老爷来拜”，又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当门子谈及“被卖的丫头”是“老爷的大恩人”甄士隐的女儿英莲时，雨村心下已是“骇然”，这是第三个转折点。接下来更精彩：
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正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的。”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自是正理，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说的‘大丈夫相时而动’，又说‘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话，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至此，此案基本不审已定，“至次日坐堂”也不过是表面文章了。
一波三折，皆因“护官符”。雨村因此“趋吉避凶”而“徇情枉法”。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写出了“人情练达”的“文章”。
此案的典型性在于“护官符”，因一纸“护官符”写出了“葫芦僧”的真面目是势利，揭示出势利的风俗，才是最大的祸根，故“葫芦僧”是势利的代言人。势利的风俗，导致了司法的倾斜，导致了人性的变异。故，甄士隐岳父曰“封肃”（风俗），充分表述出了人生路越走越窄，蜗居在一座“葫芦庙”里，挤轧着，痛苦的挣扎着。
判案时以势重者为取向。这就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的原因与结果。
《红楼梦》第四回，用贾雨村写出“葫芦僧”，用“葫芦僧”写出“护官符”，用“护官符”写出“葫芦庙”。正是用官场写出势利，用势利写出风俗，反过来，也是用风俗写出势利，用势利写出“冯渊”（逢冤），用“冯渊”（逢冤）写出人生路何以越走越窄，当“学问”以“世事洞明”为准则之时，当“文章”以“人情练达”为要素之日，正是在建造一座“葫芦庙”，世人皆如“葫芦僧”。《红楼梦》为历史人生打上了“葫芦僧”的印记。
“葫芦僧”何许人也？
势利的形象代言人！
“葫芦僧”既代言势利，而势利在于“护官符”。由此可知，“祸起”在“葫芦僧”，“祸起”在“护官符”，“祸起”在势利的风俗人情。
事实上，贾雨村之所以会“乱判葫芦案”，实因势利的风俗人情使然。关于这一点，在“葫芦僧”与“护官符”中写出。故，《红楼梦》用回目“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而非贾雨村“判断葫芦案”作了点睛。所谓“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乃是势利的风俗人情在作怪，它才是“祸起”的根源。
仅此一点，《红楼梦》就以高度概括的艺术表现力，确定了它的永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