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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

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17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2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这些在大先生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却并不明指是她所为。虽说这一段时期,两人同桌吃饭,可饭桌上谈话依然很少。她若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的反应,“或点头,或答应一声”,然后两人继续“静静地各自吃饭”。大先生对她冷淡,十几年来一直如此,她早已习惯,可对她太过刻意的回避,还是让她不免伤心。大先生倒是很有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朝上,放在她屋门口,盛放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她连向他讨要脏衣裤,唠几句家常话的机会也被体面地“剥夺”了。十几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简约到如此地步,足令我们后人莫名惊诧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整3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打击的鲁老太太却很是喜欢。自然,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1899年,也就是订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小她3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借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伤心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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