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层面看,刑法谦抑要求刑法经济;在应用层面,规制经济犯罪又要求贯彻刑法经济。
《刑法》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了犯罪圈,使其由危险犯转变为行为犯。成为行为犯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行为与其结果的空间分离使其理论依据更加坚实,程序认定的便捷使其适用更加经济,但是,为了使生产、销售假药罪更全面地符合刑法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该罪的犯罪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刑罚必要性的视角,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圈的扩大并不必然符合刑法经济。同时,作为行为犯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衔接过程过于烦琐。
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关键是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是否足以产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实践中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判断，一般来说应依赖于对假药这种物质和他人使用假药的可能性的事实判断。例如。对假药的成分、性质、效用的医学鉴定以及对他人使用假药的可能性的推断。对于虽属假药，但对人体健康不一定产生严重危害的情况，需进行具体鉴定，若药品本身不危害人体健康的，当然不能认定为构成本罪;若药品本身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的，当然应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
1、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2、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诊治的;
3、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
4、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
综上所述，生产销售假药，后果不严重的，厂家会被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如果给社会及人民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公安机关会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新刑法修订案，构成此类犯罪的最高量刑可以是死刑，轻者也会被判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且要支付高额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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