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即淮右。为一地域名称，宋朝在皖中和苏中设淮南西路和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称淮右，淮南东路称淮左，二者常被并称为两淮。淮南西路的属地包括：寿州（今安徽寿春）、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舒州（今安徽安庆）、和州（今安徽和县）、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光州（今河南潢川）、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六安军（今安徽六安）。淮西在今天主要指安徽省的江淮地区。

因唐朝曾在合肥设德胜军，委任杨行密为德胜节度使，统领“庐、寿、濠、舒、和”五州兵马，所以淮西又有德胜之称，这也是朱元璋麾下大量将领起名“德胜”，以及明军早期在全国广修德胜门的原因。

淮西在历史上先后诞生三位武皇帝，分别为：“楚宣武帝”桓温、“吴武帝”杨行密、“明洪武帝”朱元璋，这三位全部参与了和北方政权的斗争，并遣将北伐。因此“淮西人”享有“中原宿敌”、“草原克星”、“汉族打手”的称呼。

中唐时期

唐初，唐王朝根据山川河流将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有淮南道。 淮西节度使原称淮南西道节度使（758年设置），又称淮宁节度使、彰义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之一。817年，唐王朝平定吴元济后废除。淮西藩镇割据区域包括淮南道的西部和河南道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淮南道西部。

两宋时期

简介

宋至道三年(997)定天下为15路，淮南路为其一，治扬州。熙宁五年(1072)分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西路治寿州，以寿春府（寿州）、庐州、蕲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黄州、无为军来属。

南宋建炎二年(1128)，淮南西路移治庐州。

两宋的淮南西路辖区基本就是后世人所指的淮西。宋亡后，淮西常常作为一个区域为后人所提及，尤其在明代。

淮西兵变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军队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裹胁全军四万余人，并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这一震惊朝野的事件，史称“ 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在当时使南宋对金人和伪齐的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而且成为后来南宋对金人战略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后不久金人废掉了刘豫伪齐政权，丧失了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但因为兵变给高宗政权造成的消极影响尚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极为宝贵的，也是极为可能的收复故土的历史机会，更令后世史家为之扼腕长叹。

后人研究这一事件，传统观点认为，是时任右相的重臣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没有将这支部队交给岳飞，而任用文官吕祉为帅，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应该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最近这些年，包括一些权威学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由于宋朝自太祖始即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国策，防范武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高宗、张浚不惜出尔反尔，不把这支部队交给岳飞统帅。

下面这条历史资料，一直被当作一条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观点。《宋史"岳飞传》：“诏（岳飞）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这段资料极其生动，此事也多见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大抵无可质疑，因而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然而，这段记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张浚和岳飞对话的具体时间，在这条记录中没有提及。在其他资料中，小子也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时间。

根据史料，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岳飞给高宗写了一道奏疏，即后来十分著名的《乞出师札子》，陈述对金人作战的意见。高宗看罢岳飞此奏札，当即亲笔批复道：“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不止如此，他又亲笔命令王德等人听从岳飞节制。紧接着，又连续下达两份御剳给岳飞，一再表明态度。（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一》）。张浚管辖的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飞离开建康行在时，也下发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飞极大的权限。其中的都督府札则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飞“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八》）。所谓“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是因为一则当时刘光世尚未被正式罢免，依然是该部队的统帅；二则是此事属于朝廷高度机密，此时尚不宜公开。

岳飞辞朝的时间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离开建康行在。如果张浚与岳飞的对话发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间（或者最迟到岳飞动身前），显然就与上述这些史实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邓广铭先生这样说：“在这次进行所谓并军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原即存在着一个疑窦；虽则赵构已有《御札》给王德等人，令其‘听飞号令，如朕亲行’；虽则张浚的都督府也已经把刘光世所领的全部将官、人马开列了清册，要岳飞‘密切收掌’；可是始终却没有用皇帝或政府的名义给予岳飞一道更直接、更明确的公文，指令他去收编刘光世的全部部队。事件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这正是君相两人预定下的，为他们的可能变卦留下的一个余地”。（详见邓著《岳飞传》第九章）

可是，邓先生随后的行文，不知为何，明显地打乱了史实的故有顺序，却未深入阐明其原因。因此，邓先生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逻辑上讲不太通。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段对话发生在岳飞刚到行在后不久。当时罢免刘光世的动议已经提出，朝野上下对于该部队的继任统帅问题十分关注。张浚曾经和不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岳飞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鲜明，在讨论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只不过，这种争论事后被人夸大或曲解了。刘光世正式被罢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当日，张浚将该部一分为六，一并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甲申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必须加以注意：吕、王二人均未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正式统帅。此时的岳飞，早已离开行在。同时，这个细节也证明，岳飞与张浚的争执最晚也应当发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也就是说，在岳飞离开行在返回鄂州时，就这支部队的归属问题已经与高宗、张浚达成了某种共识，至少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资料表明，欲以吕祉、王德搭档统领刘光世属下部队，是张浚最早的设想。他曾经就此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包括岳飞。对此持有异议的，也并非只有岳飞一人。张浚现在的人事安排，和他最初设想很象，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张浚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王增瑜先生目前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他对于张浚行为的解释是：“张浚不满于当空名都督，企图将行营左护军作为都督府的直属部队；而岳飞‘宣抚诸路’，其实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都督的职权。张浚一向自视甚高，去冬淮西的胜利，更使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在他眼里，统一节制全国军马，指挥北伐战争，只有自己才名实相符，岳飞是不够资格的”。（详见王著《岳飞新传》第十二章）。

小子以为，王先生的说法有失偏颇。首先，张浚当时独自为相，兼任都督，执掌文武二柄，位高权重，所有将帅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何必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其次，他对岳飞早有了解，并且很是倚重。《宋史"岳飞传》：“（平杨么）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张浚出视师”条：“公於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还有一条记录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附注：“《赵鼎事实》云：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案此又与秀水录所云张浚据摭岳飞之说不同”。

岳飞得知此人事安排的消息，应是在返鄂途中。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收录了高宗写给岳飞的一条御札：“览奏备悉，俟卿出师有日，别降处分。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显然，这是高宗对岳飞某道奏疏的答复。岳飞当时的奏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岳飞接到的消息，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内容与当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询问究竟。可见岳飞在最初得到消息时，还是比较理智的。

高宗的回复，显然是受到通讯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词，也没有解释具体原委。其中“颇有曲折”四个字，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极大。邓先生、王先生都将其解释为高宗、张浚因担心岳飞权势骤然增加，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是以变卦，改变了以前的部署。

如果将高宗的御札与张浚的具体安排结合起来看，高宗、张浚君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张浚将此军暂时控制在都督府领导之下，待到兴兵出师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飞统率。这并不是他们出尔反尔的表现。

那么，张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应当忽视，罢免刘光世这样的大帅，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光世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还有许多钱粮、财物。作为比岳飞资格老很多的张俊、韩世忠，不可能对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想法。

韩世忠和刘光世素有嫌隙，虽经过高宗亲自出面调解得以缓和，但是否彻底冰释前嫌，谁也说不好。且王德曾经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亦可见两军间积怨之深。所以，在讨论刘光世部队归属时，未曾有谁提到，可将此部交给韩世忠。

岳飞曾是张俊部署，因晋升很快一直为张俊所忌。淮西之战，岳飞因驻守上游未能参与。主要战功属于张俊、杨沂中。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猝然接掌刘光世的军队，郦琼诸将或许可服，但张俊必定不服。

尤为重要的是，北伐中原，不是哪一大将、哪一部队的事情，是需要上到君臣、将相，下至各部军官、士卒保持基本一致，团结奋战。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所以，淮西合兵本身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处理不好，必然引发新的问题。仓促间立即将部队交给岳飞，未必能够保证不出纰漏。这就需要身为政府首脑的张浚，必须去做大量的协调工作。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论，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保持住这支队伍的稳定。所以，张浚的作法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事实上，罢免刘光世后，张浚立即赶往淮西视师，安抚诸军，为的就是保持部队的稳定。

宥于当时通讯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更可能是张浚本人的疏漏，他没有派亲信将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诉岳飞，致使岳飞对这种处理产生了误解。

由于岳飞当时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无法与张浚面对面沟通，对张浚产生一些严重误解，认为他心口不一，反复无常。这是对张浚人格信任的动摇，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来。所以，岳飞在抵达江州的时候，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上章乞请解除兵柄，为母亲服完余丧。岳飞的错误在于，他不等朝廷回复，便径直赶往了庐山。这就是所谓的擅自弃军而去。

张浚交给吕祉的实际任务只是监军，而非正式统帅主官。至于任命王德为该军都统制，则是在朝廷四月十六日收到岳飞请辞奏疏以后的事情，且是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提出的主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初，刘光世之罢也，以其兵隶都督府，而秦桧与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意以握兵为督府之嫌，乞置武帅，台谏观望，继亦有请，乃以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德，光世爱将，故就用之”。张浚反对这个任命，并上奏，“奏其不当”。（见《宋史"张浚传》）这也证明，张浚其实并非将岳飞等人的警告置若罔闻。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秦桧曾直接介入当时各种矛盾的确凿证据，但他参与了淮西合兵的全部过程却是事实。当时秦桧的作为一直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秦桧为人阴险，做事手段极其高明、隐蔽，很难在相关史料中找到清晰的记载。但如果对现有资料仔细推敲，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作为枢密使，他不可能不了解张浚的战略部署，也不可能不知道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可他却在该部队具体归属这一实质问题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以“督府握兵为嫌”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服高宗改变了张浚人事的安排，为激化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上说，淮西兵变的祸根应该是由秦桧埋下的。朱子在谈论淮西兵变时曾说：“此事似不偶然。如虏人寇虐，刘豫不臣，但无人敢问著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谋大举，以伐刘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脱，遂止”。

当时，因赵鼎的去职，相位出现一个空缺，秦桧新任枢密使不久，那么觊觎这个位置，完全符合他追求权力的一贯作风。然而，无论张浚抑或岳飞，一旦真正掌握刘光世的军队，其权势必然大大超越其他同僚，那么，秦桧若想实现很快自己的意图，必定愈加艰难。另外，如果张浚和岳飞就北伐战略达成一致，将相二人必将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团结一心，并肩作战。这样，不仅消灭伪齐，恢复中原故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迫使金人屈服投降，收回燕云诸州，也绝非不可企及。只不过，秦桧的个人野心必然终成一梦。所以，秦桧具有阻挠、破坏淮西合兵的充分动机。顺便说一下，岳珂曾认定秦桧在暗中上下其手，阻挠淮西合兵。尽管他并未提出有力证据，可应该说并非空穴来风。

秦桧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肯定在他的言行间流露出一些痕迹，被时任执政的张守看到了。《宋史"张守传》：“守尝荐秦桧于时宰张浚，及桧为枢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阁执浚手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张浚是否向高宗谈论了秦桧，尚未发现有明确的资料。不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提到了这样一件事：“（绍兴七年九月）戊寅，上致斋于射殿，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高宗熟读经史，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大家，经常手书历史上名人的传记赐给大臣，或是表彰鼓励，或是暗示警谕。羊祜是晋初名臣，有大功于晋室，但为人低调、谦逊，不与人争。《晋书"羊祜传》：“时王佑、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高宗显然在暗示秦桧，应当象羊祜那样，不可于功名太切。所以，张浚或是其他人，一定对高宗提到过秦桧的不当表现。张浚直到罢相时才说：“与之（秦桧）共事，始知其暗”。（见《宋史"张浚传》）。至于秦桧究竟如何“暗”，张浚没有细说。可见，秦桧的手段必定异常高明，张浚虽身受其害，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淮西之战

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至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年)，在忽必烈灭宋之战中，元军进攻淮西，牵制宋军的作战。

元至元十年二月，元军攻克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参见襄樊之战)。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中书左丞相合丹、河南行省政参知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枢密院事。于正阳(今安徽霍丘东北)夹淮筑东西两城，建行院府，以图两淮，南逼长江。是年冬，宋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陈奕率安丰、庐、寿(今安徽寿县、合肥、风台)等州兵，数攻正阳，阻其筑城。塔出率精兵日出战十数次，将其击退。宋军复于六安(今属安徽)造战舰，谋攻正阳。塔出侦知，遣骑兵焚之。十一年春，元将相朝议，认为两淮为宋之北屏，城坚兵精，不宜强攻，应留兵淮甸，牵制宋军；以主力乘虚渡江东进，捣其根本，忽必烈纳其议。三月，命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行省于荆湖，做攻宋准备；合丹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渡淮佯攻。塔出即率师攻安丰、庐，寿等州，俘生口万余，送献于忽必烈。是年夏，宋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舟师10万，环攻正阳，矢石如雨，形势甚急。董文炳登城力御，至夜，夏贵再次发起攻击，飞矢贯穿董文炳左臂及肋下，董文炳拔矢再战，连发40余箭，矢尽，又索随员箭10余支，终因力困，弓不能张满，不能再战。次日，宋军决淮水灌城，水浸外廓，董文炳令军退避，夏贵乘势列阵近逼，城危几陷。董文炳令其子董士选代战，自带重伤督阵，董士选持戈勇战，俘获夏贵部将，夏贵稍退。忽必烈令塔出往援，道出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攻颍宋军，直奔正阳。时逢霖雨，突围入城，配合董文炳父子守城，坚壁不出。及晴，乃与淮西行院副使阿塔海分率锐师出城，渡淮至中流，与宋军展开激战，万户怀都率步卒于淮河西岸助战，刘整亦于大人洲与宋军鏖战，互相配合，击败宋军，斩首数千级，夺战舰500余艘，正阳围遂解，阿塔海追夏贵至安丰城下而还。八月，忽必烈命伯颜率主力军浮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助伯颜攻宋。塔出率军渡淮屯庐、扬(今属江苏)之间；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别率军南趋长江。十二年二月，董文炳与伯颜会师于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市)；阿塔海、塔出会伯颜于池州(今安徽贵池)。从伯颜于丁家洲之战中击败宋军。

点评:此战，元军从淮西佯攻，牵制了宋军兵力，使南宋江防有所懈怠，因而伯颜顺利破鄂州顺江东下。

蒙元时期

蒙元灭南宋后，设淮西道宣慰司， 初辖庐州、安丰、黄州、蕲州、安庆、江州六路，大体是原南宋淮南西路的二府、六州、四军之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州路改隶江西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淮西道随江北地区划属河南江北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淮西道宣慰司废罢，所辖路州直隶河南江北行省。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因为元朝内部矛盾激化，无瑕插足淮西地区武装自立，宣布拆分河南江北行省，按照宋朝行政划分重设淮南行省，由方国珍遥领淮南行省左丞。

元代以后

历经了宋元几百年，淮西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名称，大体指的就是宋代淮南西路范围，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安庆、寿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湖北东部（黄州、蕲州）。

进入了明朝，淮西虽然不再作为一个行政区而存在，但淮西这一称谓依然常常为人们所提及。如出身濠州的朱元璋，就是世人皆知的“淮西人”。明代很多文献也常常用到“淮西”这个词。

淮西勋贵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

淮西派与浙东派拉开争斗序幕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淮西集团很快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首领就是刘基。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刘基处死李彬，与李善长结怨

李善长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常常比他还要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难道还想要封赏吗？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刘基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却软硬不吃，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

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老家安徽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建都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

杨宪是刘基的亲信，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