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人物经历

求学时期

李泽厚，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曾就读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一师范。1945年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的那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本刊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本刊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青年时代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想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会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

很难说李泽厚是否意识到了前辈学人因为谨慎而少有建树，但他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谈中说：“反正我是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一些名家。”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宗白华先生去世的时候，李泽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级别不够而被阻挡了就医之路，在90岁诞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写了一篇悼文：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文革时期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当时是政治挂帅，但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从1958到1978的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物资紧缺，活力全无。李泽厚的生活是这段时间停滞的一个注脚：“我在困难时期用的那个暖壶，没有铁的，竹子做的，你们看都没看到过。一用就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工资10年20年不涨，大学生毕业52元，也许以后60年都是这样。物价也很稳定，3毛钱一个猪肝，10年也不变。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当时日本还没有在话下。结果搞了10多年，日本比不上，台湾地区也比不上。”

大约1995年的时候，他总结出了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然这只是大体区划，并不可截然分开。我从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前者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经济是在‘最终意义’上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他讲起失去个人自由的苦痛：“有一次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离北京也不远。我躺在一个场地上，坡上就是火车道，看着火车从路边开过，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坐火车回去，回北京看看啊。”

“不过这样我就了解人生，你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大概比较早地想到这些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他从自身的苦难中体味到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的重要，“我认为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发展次序。这4个方面，在不同的时候侧重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改革开放

上世纪80年代，图书开禁，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学术上的成功伴随了政治上的受青睐。1986年，他以中国社科院普通研究员 的身份，获得了一套国家分给的房子，100平方米，这是当时常务副院长的待遇。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政治的判断非常准确，猜胡锦涛这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我只错了两个。”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做人大代表期间属于教科文卫组。他还记得同组的都是业界的知名人物：有1966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吴阶平，还有许嘉璐，他是第九、十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当人大代表期间，李泽厚说他很少发言。他唯一记得的一次发言就是在1988年4月2日人大小组会上，“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参加讨论时在湖南组。同组的有厉以宁、刘大年，还有中央的一些人”。

李泽厚发言的内容是：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是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毛泽东在《在新民主主义》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苏联经过了70年后又在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当年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思想呢？

“当时说这个是比较大胆的，比较激进的。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我的发言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毛泽东那时候搞新民主主义挺好的。我之所以发言，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关系到社会如何定性。这是大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会上很多人都不吱声，但会后反应还是蛮强烈。1988年4月7日《人民日报》摘登一些代表发言，其中包括李泽厚的发言。“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明是认可的。后来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还搞这个阶段。”李泽厚说。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虽然饱受诟病， 但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出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毕竟比美国的民主对我更重要。”

主要作品

哲学思想

综述

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对具体学术问题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他率先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的反映论模式。他通过康德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于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双重积极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论的影响，强调实践的物质性，有助于消解斗争哲学的影响。“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个体主体性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显示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哲学教科书的特殊活力。当然，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的理论视角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紧张，但这种理论紧张对年轻一代的理论思考却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应。为了消除这种紧张而创构的“积淀”学说，虽猜想多于证明，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体”的观念，体现出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只是这个观念没有带动其既有体系的整体性嬗变，也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

批判

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但50- 60年代的大环境决定了朱光潜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为李泽厚新理论确立之障碍的，主要是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蔡仪是从认识论立场切入美学问题的。在他看来，美是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这种属性即“典型性”；美感是我们的意识对这种典型性进行反映的结果。反映当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在这种反映论美学的框架中，美学基本问题被归纳为心—物关系问题，美的本质被对应于物，人的活动则被对应于心的意识。因此，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美与美感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种框架的弊端在于，单纯从意识—反映的角度对审美活动进行分析，则人的地位和功能无形中就被心的地位与功能问题所取代了。取代的结果，是如果强调人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地位，就往往流于主观主义；而抗拒主观主义的结果，是常常陷入机械反映论的泥坑。李泽厚的贡献，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了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考中。李泽厚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能够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是因为作为类的人的“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本来是与人对立的自然变成了某种程度上是为人的自然，所谓“人化的自然”。探求美的本质，主要不能依据个体心理意识层面的所谓反映，而应依据群体人类物质实践层面的创造。这种实践的创造是过程性的，所以对美的本质的透视，不能局限于个体美感对它的横向的认识关系，而还必须转向纵向的美的历史生成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泽厚批评说：“‘人’在蔡仪这里也仅是作为鉴赏者、认识者而存在，根本没有看到‘人’同时也是作为实践者、对现实的改造者的存在。”在“‘美’的诞生”、同时也是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消极被动的、作为映现工具的“心”或曰“美感”，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创造历史、也创造自身的“人”，其活动范围拓宽了，僵化的心—物对立得以消解。“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作为客体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从而也是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成为了可能。

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李泽厚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 哲学）。他的美学思想是其哲学的一部分。他的美论、美感论和艺术论以“积淀”这一概念统领，可称之为“积淀说”美学。“积淀”落实在客体上产生美，在主体则是美感。

关于美，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提出：“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实践，自然人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自然为人类所控制改造、征服和利用，成为顺从人的自然……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在这里才具有真正的矛盾统一。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渗透、交融与一致。理性才能积淀在感性中、内容才能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这就是美”。李泽厚认为，要从哲学根源上而不是从审美对象上来探讨美的最终根源，“自然人化”是指人类的物质生产而不是个人的情感、意识和意志，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创造了美，也正是这种实践活动使得自然形式具有审美性质，也使得审美对象的构成活动成为可能。美根源于“自然人化”，自然美源于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对象上的积淀。

积淀说

“积淀说”也是李泽厚美感论的基石。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认为，外在自然的人化使客体成为美的现实，内在自然的人化使主体获得美感。从外在自然的人化到内在自然的人化，这个过程就是“积淀”。作为对心理本体的历史阐释，“积淀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积淀”，“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十年集》）。这种人性建构的历程就是“积淀”，即内在自然的人化，或文化心理结构（心理本体）的形成。文化心理结构可分为三大领域，一是人的逻辑能力，即思维模式；二是伦理领域，即人的道德品质和意志能力；三是情感领域，即人的美感趣味和审美能力。李泽厚认为，人性不是动物性，也不是神性，而是动物性生理基础上的感知、情感等各种功能的人化，在感性的个体心理中有理性作为根基。可见，审美是这个人性结构中的有关人性情感的某种子结构，广义的“积淀”包含着狭义的“积淀”。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提出美感有两重性，即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性中有超感性的理性的功利性。那么，理性的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怎么表现在个人中，历史的怎么表现在心理中呢？这就是李泽厚后来提出的狭义的“积淀说”所论述的内容，即通过自然的人化，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累积沉淀成了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美感是感性而不只是感性，是形式而不只是形式，它是感性之中渗透了理性，个性之中具有了历史，自然之中充满了社会，它是人类生存所意识到的感性的肯定，这就是“新感性”，它是自然人化的成果。在美感中，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历史与现实，人类与个体具有真正的、内在的、全面的交融合一。

情本体

从80年代末开始，一种与“主体性”范畴存在着明显气质差异的“情本体”概念，在李泽厚的美学与哲学思考中愈来愈引人注目。“情本体”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同李泽厚早在1984年就提出的“建立新感性”的命题有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则同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及国内更年轻一代对“积淀”说的批判不可分。“建立新感性”强调的，是通过审美活动来塑造新的人性，在个体、感性的形式中实现理性的、社会的飞跃。因此，它与“积淀”观念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立足于个体接受的角度，后者则立足于群体传递的角度。但在《华夏美学》

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个似乎是普遍性的情感积淀和本体结构，却又恰恰只存在在个体对‘此在’的主动把握中……去把握、去感受、去珍惜它们吧！在这感受、把握和珍惜中，你便既参与了人类心理本体的建构和积淀，同时又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因为每个个体的感性存在和‘此在’，都是独一无二的。”由对“此在”的独一无二的强调，李泽厚走向了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的转变：“从程朱到王阳明到现代新儒家，讲的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仍然是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道德体系或结构之下。我以为，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事实上在《美学四讲》就曾出现过类似鼓吹感性此在之本体意义的语句。

“情本体”与“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在于后者虽不否定个体感性的存在，却将这种存在的内容归结为工艺—社会结构作为“工具本体”的直接延伸。由此才能理解80年代以前的李泽厚对所谓真正科学的美学的信心：“审美……的结构是社会历史的积淀，……其具体表现形式将来应可用某种数学方程式和数学结构来作出精确的表述。”但到90年代“情本体”时，李泽厚明确承认：“‘情’是‘性’（道德）与‘欲’（本能）多种多样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从而不可能建构成某种固定的框架、体系或‘超越的’‘本体’。”

李泽厚走向“情本体”的理由，按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人活着’为出发点”，因而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命名为‘工具本体’”。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世界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刻将明显来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人们将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心理本体’（‘人心’—‘天心’问题）将取代‘工具本体’，成为注意的焦点。”如其所描述：“‘不知何事萦怀抱，醉也无聊，睡也无聊。’如此偶然人生，如此孤独命运，怎能不‘烦’、‘畏’？但与其去重建‘性’、‘理’、‘天’ ‘Being’ ‘上帝’ ‘五行’……等等‘道体’来管辖、统治、皈依、归宿，又何不就皈依归宿在这‘情’、这‘乐’、这‘超时间’、这‘天人交会’总之这‘故园情意’中呢？”问题是，强调“工具本体”与“心理（价值）本体”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对应性的结果，是自觉不自觉地割断了二者之间的本质性相关。李泽厚曾解释说：“‘体’指本体、实质、原则（body,substance,principle），‘用’指运用、功能、使用（use,function,application）。”按此界定，则在“实践美学”及“主体性实践哲学”，李泽厚是立足于总体性而将“工具本体”当做处在主动构造地位的“本体、实质、原则”的，因为处于这样的“体”的地位，因而“工具本体”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工具”的定位。“情感本体”的提出，则意味着，李泽厚试图将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个体的精神性生存层面。但由于“情感本体”缺乏内在于类的物质实践的规范功能，这就既使得对它的强调落入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主观性”，又使得所谓“本体”的定位流于空泛。对此李自身也有所自觉，所以说“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

提出“情本体”范畴，体现了李泽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哲学主导思潮，超越“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努力，但“情本体”之丧失形上超越品格，与其强调“工具本体”的一贯思路却有内在关联。在李泽厚的思路中，超越性的价值关切与个体存在意义的追寻，并不构成人类实践进程的内在环节，它们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本质性相关，而只是“经济上去了”，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后，人们可以获得的某种权利、享受、奢侈。在“实践美学”中，个体生存活动的意义，包括个体的审美与自由，被规定为体现“工具本体”必然性的某种形式，而到“情感本体”，则被定义为“工具本体”高度发达后的某种衍生物或点缀。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性都不具有对“工具本体”的建构功能。如果说区别的话，那么定位为“形式”表明的是个体对现实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甚至献身热诚，而定位为“本体”乃至“万岁”，则表明的是从生存压力下有所解脱之后心态上的闲适和惬意。

“情本体”的高扬使李泽厚后期的美感论发生了重大变化。李泽厚的美感论包括感官的人化和情欲的人化两个方面，他前期偏重论证感官的人化，后期则突出了情欲的人化问题。感官的人化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美感的个人心理的直觉性，这与他前期致力于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是一致的；情欲的人化从伦理学的角度强调了理性对情感的塑造，这与他后期转向心理和情感本体是对应的。然而，由于取消或否定了认识论，感官的人化在李泽厚后期美学中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不再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具体的感性现象相关，而只能转向自然物质的审美性质亦即形式美和科技美。自然美和社会美在李泽厚后期美学中的界限模糊了，整个美的形态在李泽厚的后期美学中抽象化和形式化了。

工具本体

李泽厚美学是以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而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的，这派理论不仅区别于朱光潜、高尔泰和蔡仪等人的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标志着胡风之后中国现代美学在美的本体层面确立了“主体实践”的地位，从而为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真正进人审美视野并转化为社会美形态奠定了深层的基础。李泽厚的美学流派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思想理论乃至表述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就主导方面而言，李泽厚以“主体实践”对美的本体的论证，却是其美学思想的根基和精华之所在，也是他继续探索相关重大美学问题的出发点。如果说他这个时期的美学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指他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他对与“主体实践”相关的一系列美学问题的发现、提出和论证，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过程。“文革”结束后，李泽厚并没有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扩展和深化他的以“主体实践”为基础的美学思想，反而以“工具本体”对社会性的剥离而偏离了原有的理论起点和思想轨迹。

“工具本体”的提出与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新理解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有效的三个方面“一是有关科技生产力的理论，二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缺失的揭示和批判，三是对人类远景的理想。其中第一项最为根本和重要，是后二者的基础，……即关于‘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一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李泽厚认为，人以使用一制造工具的社会劳动实践来获得生存并区别于其他动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部分，他特别强调，自己只接受这个理论的核心部分。他不赞成唯物史观的其他理论，如阶级斗争和革命作为历史的动力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等；他并不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更强调阶级在矛盾斗争中的妥协、协调和合作，认为这是社会存在的常态和阶级关系的常态，尽管这种常态之中充满着剥削和压迫、冲突和斗争、不公和残酷。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泽厚实际上只保留了“使用一制造工具”这一点，而社会实践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人与人因生产劳动而结成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生成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差不多完全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李泽厚在“主体性哲学提纲”（之四、之五）中提出了人“如何活”、“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三个问题，分别对应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其中“如何活”，的问题所关注的仅是人的衣食住行，这与他的“工具本体”只关注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完全对应的。但是，就如同生产劳动一样，人在衣食住行的同时还要跟他人打交道，在物质分配和社会交往中因地位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集团、阶层或阶级。人不仅为物质利益而生存，同时还有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需求。无论财富多少、权利大小，人希望活得有尊严，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在社会缺乏公正、践踏人性的时候，希望能够公开地发表见解并诉诸相应的行动，以求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因此，将人的社会实践仅仅看作制造和使用工具，将人的基本需求仅仅看作衣食住行是远远不够的。

工具本体不仅因剥离了主体实践的复杂而广阔的社会性而极大地收缩，它本身也被极大地弱化了，即便在历史本体论中它仍被赋予基础的意义，但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工具本体与人的衣食住行直接相关，为了强调这个唯物史观的核心部分，李泽厚甚至俗称其“工具本体”为“吃饭哲学”，以刺激性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认同。然而，当衣食住行，即吃喝穿住等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即全世界达到温饱小康之后，不但人的精神需要、文化需要愈益突出，而且维系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愈来愈不大取决于或依赖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将取决和依赖于人的精神生产和自由时间。

人物影响

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建构引发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十余年来对主体性的执着考量和诉求。90年代以后，由于本土性的文化反思，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介入，人们在主体性问题上渐次出现了认识的转变，由此，主体性问题也陷入了困境。但只要我们还在延续着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思考，主体性问题尤其是人的主体性的当下建构就不可能被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就此而言，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建构理路有着显明的参考价值，其学说无疑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

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这套文集由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人物评价

李泽厚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理性人文思索，包括理性的政治思索，理性的哲学思索，理性的伦理思索，理性的大文化思索。他最宝贵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另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