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指的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1992年初由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谈话时提出，被视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简介

面对着在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背景下，一些人对中国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面对此种局面，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即著名的“南方谈话”当中），针对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是否有利于”成为人们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历史原因

第一，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是否有利于”体现了这个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面临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因此，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各项工作都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检验标准是必然的。

第二，三个“是否有利于”体现了中国增强综合国力的强烈愿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全部实力和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的总体能力，它是国际力量对比的主要依据，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大国，但综合国力却不强，虽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 高，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增强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能力，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因此，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而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标准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任务和目标。

第三，三个“是否有利于”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四，三个“是否有利于”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了改革开放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虽然20年来打破了许多僵化的旧思想和旧观念，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然而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需要更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脑筋。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有的同志甚至至今还用姓“社”还是姓“资”的思维方式，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有的同志认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有的怕乱求稳，唯上是从，错失了改革开放的良机等等。所以，需要用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标准，凡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干。

核心

邓小平不仅坚持实践标准，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把实践标准具体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1978年以后，由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过去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先后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成功与否时，多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两条为主要标准。"三个有利于"的前奏已经鸣响 ，南方谈话就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提出的载体。

从精神实质上看，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具体地说是通过实践结果表现出来的。社会实践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中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可知，生产力的发展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或隐或现地主导着并最终制约这一运动的成败。只有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真正取得胜利。因此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了检验实践活动成败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对错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其核心和首要标准是生产力。

可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实践标准是基础，它已经蕴涵着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内容；而后两者又是对实践标准的具体化。这样，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践标准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历史意义

饮水思源，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当我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高度赞叹小平同志的魄力和胆识时，更加感叹“三个有利于”博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兼顾了社会、国家、人民三方面的利益，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符合人性的要求；对于社会来说，国家强大了社会才稳定，因此，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稳定的必然条件；对于国家来说，生产力发展了国家就强大，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国家强大的必经之路。

第二、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倡导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符合人的本质属性的要求。过去宣扬“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样严重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需要，违背了人性的需要，必然失败。“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高度表现了物质第一性和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生存欲求性的思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首先应该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脱离这两者抽象的谈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等。

第三、“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知识体系的内容，并且为社会主义社会知识体系继续发展指引方向，是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实践、实践、再实践。人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总是对应贫穷，资本主义总是对应富裕，人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是选择了贫穷、落后。现在就不同了，现在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彻底突破了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道路地探索上达到了新的程度，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坚持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认识的革命，是思想飞跃的产物。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结果表明论英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民心所向，也是衡量任何的社会制度进步程度的准则，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观点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

科学意义

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1）把生产力标准具体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衡量我们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为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三个有利于”中“生产力”是基础，“综合国力”是生产力的集中体现，而“人民生活水平”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发展的目的，三者全面地体现了生产力标准，这样就可以防止对生产力标准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

（3）“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生产力标准、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标准。是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的新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这个观点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重申，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自身内部规律所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而生产力是决定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状况并制约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置于三者之首，科学地揭示了发展生产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观点的重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上，过去的错误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离开生产力标准去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剪裁实际生活。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这就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

同时，“三个有利于”概念蕴涵了增进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的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实现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综合国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科技教育实力和文化、国防实力，它既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体现，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解决国家面临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基础。把增强综合国力纳入社会主义社会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二者有着同一个目的，因为人民群众不但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主体，而且是生活资料和精神产品的消费主体，是价值评价的主体，所以，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增进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中更具有根本的价值意义。

“三个有利于”是一把鲜明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许多大是大非。它至少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在概念上对姓“社”姓“资”问题作空洞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看哪些做法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实际的问题；第二、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

三句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尺度，切开了理论上纠缠不休的疙瘩。何等深刻，何等直截了当，何等淋漓痛快！它回答了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用概念衡量实践还是用实践衡量概念的问题，因此这是实践标准彻底的贯彻，彻底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空洞的概念之间的争论是一个陷阱，往往混淆实际的是非，白白耗费精力，而且无休止地制造矛盾，只有具有这样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才能彻底摆脱它。

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之后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向前推进。可以说这每一步真正的富有成果的前进，都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体现。今天，当年姓“社”姓“资”的那场争论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我们的思想解放并没有结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每一步探索都需要思想解放，都需要彻底地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类似姓“社”姓“资”这种简单而空洞的概念争论都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对于实际 的探索和创新，不去看它的实际效果，而是用一些既定的大而空的概念衡量，来区分好坏。这种思维只要存在，就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障碍，就是必须不断破除的。

中国社会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大发展之后，许多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上了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好地体现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比上个世纪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因此就更加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进一步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有高度务实的系统的思维，避免看问题单纯从理论和经验出发，简单化和概念化。特别是要引导人们尽可能不要在简单定性的概念上做文章，不要用既定的模式简单地去套实际的问题，不要简单地用对立、斗争的观点去区分人群，不要陷入到无谓的争论之中，否则就不可能解决好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问题，甚至还可能制造问题，让问题复杂化。只有解决好社会一系列重大的实际问题，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和追求的。

正确运用

（1）“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本质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规定的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要把握“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三个有利于”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不可以把它们割裂和对立起来。

（2）“三个有利于”标准要求我们从抽象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放开手脚，大胆地试验。

（3）“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衡量经济工作的标准，也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同时要正确把握“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 各项工作的共同标准、根本标准，是普遍适用的，但它不能取代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各项工作还有各自特殊的具体的要求，否则就无法具体地评价各项工作的好坏优劣。另一方面，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不能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相抵触，它们必须符合于和服从于“三个有利于”标准，应当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各项工作中的具体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能直接判断“姓社姓资”。因为一个国家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主要看它们的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衡量“姓社姓资”方面的主要意义是，判断它们所实行的这些制度（如公有制或私有制及其具体实现形式）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亦即判断它们的“好坏优劣”。这主要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为我们建设一个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根本的价值指南，指明正确的大方向。

同样，认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能判断改革和各项工作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它排斥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社会制度好坏优劣的检验，人为地削弱了它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的各项工作，各有其直接的具体的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能取代它们。“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各项工作的意义，是检验它们对整个社会的进步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从而给从事各项工作的人们以宏观全局的、历史观、价值观方面的指导。我们党的重要文件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对其中的“各项工作”应该作广义的理解。

根本指南

“三个有利于”标准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增强综合国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和意义，从而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中心任务。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特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相应上层建筑的统一，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且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的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置于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地位。尤其是在邓小平所说“事实上不够格”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特别落后，更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压倒一切的地位（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等极个别情况）。

三个有利于

“三个有利于”标准指明了正确处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矛盾的根本立场和原则，从而为我们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包括经济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提供了根本的指南。

同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我们现在还有非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非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关系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成熟的；而同我国现实的生产力相比，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经济的比重过大，按劳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基本没有按生产要素分配，商品经济不发达，等等，这些也可以说是不完善的。应该说，前一种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国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强行改变它，就会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后一种不成熟、不完善则是必须加以克服的，不克服它，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显然，衡量我国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是否成熟和完善，不应当以主观的理想、愿望为标准，而应当以现实的生产力为标准。无论是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还是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判断它们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适应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多层次、不平衡，更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根本标准。这不仅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保持正确方向、从而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三个有利于”标准指明了在看待一切社会历史问题中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是比阶级关系、社会制度更根本的角度，从而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一切社会历史问题包括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全新的视角。

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面对兴利除弊的许多新事物和新举措，不少人仍然首先甚至主要关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之类的问题，而不大考虑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实现。正是针对“姓社姓资”之类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乍看起来，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因为“三个有利于”并不能直接判断“姓社姓资”，但仔细品味，却可以从中悟出深意：看待社会历史，有两个基本尺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尺度（“姓社姓资”等等），一个是“三个有利于”即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的尺度。由于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决定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最终也要用“三个有利于”来判别，所以“三个有利于”才是更根本、更主要的尺度。科学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之上，并且为其服务。离开“三个有利于”，绝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

此外，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恐怕我们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除了上述扭曲观念的影响。直至今天，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都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加以概括。这固然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它们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上确是不同的。我们不应忽略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西方国家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也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必须坚决进行抵制和斗争。但是，这并不是中西方关系的全部。它们之间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关系，譬如，中国生产力同西方国家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同西方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等等。“三个有利于”标准启示我们，看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角度，即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看作是我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环境，根据对中国发展的有利与否来决定对它们的态度，这就突破了我们原来看待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狭隘眼界，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大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自觉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的对外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为我们科学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程度树立了基本的坐标。

总之，“三个有利于”标准启示我们注重从生产力和人民利益角度来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来科学对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而这个角度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的角度，这样，就使我们的认识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轨道上来。这是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具有根本意义的拨乱反正，是世界观、历史观层次的正本清源。

三个代表

与三个代表的关系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容量和理论创新，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今天，我们在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不仅要充分理解南方谈话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更要认真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第一、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总书记阐述的“三个代表”思想，从根本上说，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有利于”指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既体现了国家、党和人民利益的统一，也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源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

“三个代表”思想要求我们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第二、都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特质。“三个有利于”标准，适应当时改革开放发展的要求，针对羁绊人民手脚的姓“资”姓“社”的两极思维的樊篱，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等观点，都是巨大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思想，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形势，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对新的条件下出现的新的阶层、工人阶级自身的转型，党的先进性以及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力、凝聚力，如何经得起“三大考验”等，作出了精辟的理性分析和回答，这也是巨大的理论创新。

第三、都发挥了解放思想、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功能。“三个有利于”思想对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腾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远的不说，就我们所见所闻，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面貌真正发生根本改变的还是92年以后。为什么南方谈话有如此巨大威力呢？从根本上说，南方谈话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顺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从具体内容上说，就在于南方谈话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人们卸下了包袱，放开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