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是指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强国战略”等充斥媒体，有人认为中国比欧美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更有效，中国将取而代之。

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发展历程

从历史上看，中国威胁论的版本很多。

冷战前

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

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

再次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开始了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宣扬。

“中国威胁论”根源于19世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家，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开始疯狂海外殖民，与此同时制造出“西优东劣”的观念为殖民行为辩护。

在此过程中，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形成的“黄祸”历史记忆，有关中国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威胁”和“内在的残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国众多主题中颇为显著的一条。

“黄祸”威胁的缘由五花八门，他们或担心中国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或恐惧中国人可能的“种族仇恨”，或忧虑中国人可能的“觉醒”，或担心中国对西方商业上的可能冲击等等。对来自中国“黄祸”的恐惧，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抗争，最终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世界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冷战需要出发，极端仇视红色政权，对新生政权全力封堵包围。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与“联合国军”展开殊死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大谈中国军事威胁，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牌效应。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妖魔化”宣传，中国被歪曲为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的“专制、好战的红色恶魔”。

冷战后

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其背景是苏联威胁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

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 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

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都会出现。

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

第三次发生在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已经是第四波了，其特点是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

老调重弹

军事威胁论

背景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010年3月公布年度《全球军力平衡报告》，对全球军费支出进行解读。

西方论调

报告称，西方国家军费支出进入下行通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军费开支却在“继续大幅增加”。

欧美国家炒作中印军费大幅增加 渲染中国威胁论。

据法新社报道，报告称，全球防务支出保持稳定，从2006年的1.3万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55万亿美元，2009年的数字可能更高。报告认为，与西方国家军费开支进入下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从全球经济衰退中迅速复苏，军费开支将持续上扬。“印度和中国在国防预算中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印度国防开支2009年增加21%，而中国官方公布的2009年度财政预算包括了15%的军费增长”。

报告发表后在西方引起关注。“美国之音”援引华盛顿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普雷布尔的话说，从这份报告看，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新兴国家军费确实在各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表现得日益活跃，但尚未影响到美国在全球军力平衡中所起的绝对主导性作用。

西方的威胁论有时还会被中国媒体当成中国军力强大的论据，例如詹姆斯·科沃尔斯基（James Kowalski）中将曾称长剑-10能带核弹头，但是许多核问题专家认为中将夸大威胁，目的是确保额外的美国核武器现代化经费。

美国国防部5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B-6（轰-6）轰炸机只有“常规打击能力”，詹姆斯·马丁中心防核扩散研究所东亚防核扩散计划主管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认为该机将挂载“长剑-20”导弹。刘易斯认为空军核司令部的警告是“花招”，表示任何能够搭载1100磅载荷的导弹都可以被认为具备“核能力”。朝鲜导弹问题专家马库斯·席勒（Markus Schiller）也抱有同样观点。作为航空引擎工程师，席勒表示“一枚导弹不管顶部安装的是什么，哪怕导弹重量很轻，也可以安装核弹头。重要的是，核打击是弹头的任务，而非导弹本身。因此，每枚导弹都具有核能力，关键看安装的是什么弹头。”

日本观点

2013年10月27日上午，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阅兵式，安倍等军政高层参加。安倍在对4000名队员讲话时称，政府“将继续探讨集体自卫权和集体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并重申修改安全保障政策的立场。

实情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010年3日公布年度《全球军力平衡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军费增长的数字没有问题，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但中国军费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是在为过去军费投入过低还债。金灿荣强调，即使这样，中国的军费开支不到GDP的2%，在世界大国中是除日本之外最低的。

金灿荣说，近来，西方媒体和一些智库始终在说，亚洲军费在增加，欧洲军费在下降，字里行间有意无意透露出亚洲军费增长和隐形的亚洲军备竞赛都是源于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中国威胁论”。

粮食威胁论

国外观点

2012年粮食进口的激增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大麦进口国，玉米和小麦进口也分别进入全球前10名和前20名。国外担心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短缺。

实情分析

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介绍，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采取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量根据安全性和国际市场影响的因素来确定。2012年1-11月份，在进口增长非常快的情况下，小麦、玉米和大米的总体进口关税配额完成了不到50%，整体进口规模尚在合理范围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粮食供需比较紧张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仅小麦一个品种，中国每年进口就达1000万至1300万吨。2012年前11个月进口1340万吨谷物还远不足以被称为“狂热”，它相当于全球2.8亿吨谷物贸易量的4.7%，与韩国每年谷物进口量相当，还相当于日本谷物进口量的60%。若与中国每年5.2亿吨谷物消费量相比较，它只相当于2.6%。过于关注同比数据的统计学意义并不大。

经济威胁论

背景

截止2011年加入世贸组织近10年来，中国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10年来，中国积极承担应尽国际责任，推动了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尤其是欧债危机之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直在积极参与解决欧债危机。据路透社消息称，中国已批准央行筹建新的外汇投资机构，初始资本规模约达3000亿美元，以“华美”及“华欧”两大基金，进军欧美市场。中国此举被市场解读为将分头对欧美两大市场出手救市。

西方论调

欧洲媒体不断炒作所谓“救助”这个词容易产生误导。解读为，中国要借购买欧洲的债券的名义控制欧洲。把中欧金融合作与20世纪初欧洲在亚洲地区的金融扩张相提并论。

西方国家为了打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竟然炮制了中国在非洲大量海外屯田，大搞“农业新殖民主义”的论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访缅甸，也趁机宣扬中国经济威胁论，批评中国对采集国外资源比援助这些国家更有兴趣。

实情分析

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实体经济实力雄厚，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欧洲需要的不是“拯救者”而是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伙伴。中国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

在非洲，中国对非洲的粮食援助活动受到了非洲民众的欢迎。

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否认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卡特强调，他不担心中国的增长，并不觉得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威胁，卡特还强调，美国和中国是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促进世界上那些贫穷国家的发展。

网络威胁论

西方论调

自2010年初谷歌高调声称“受中国黑客攻击”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网络审查”、“黑客攻击”、“组建网络部队”等的炒作纷纭杂沓，不绝于耳。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题为《网络正确与错误:互联网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大谈“网络自由”，并对中国进行指责。17日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加拿大政府网站遭到前所未有的黑客攻击，来源追溯到中国的伺服器,黑客取得高度机密的联邦资料，加至少两个重要政府部门网站被迫紧急关闭。许多媒体对这两件事进行了密集报道，“中国网络威胁论”似有再度升温之势。

实情分析

一是“网络审查”之说，指责中国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事实上，各国政府对网络进行必要管理是一种通例。比如,加拿大2010年《网络安全战略》就明确提出，网络运营商要向政府提供用户信息，且要使用“可截流”系统，以便警方“依法截流”。可西方国家罔顾自己对互联网实施管理，而把中国依法管理网络说成“干涉言论自由”，显然是一种虚伪逻辑和双重标准。

二是“黑客攻击”之说，称中国黑客入侵并窃取有关国家政府或军队的情报。中国境内成千上万管理不善的计算机被各种境外黑客暗中控制，有关国家仅依据来源地址就断定黑客攻击来自中国而放过真正的黑手是否蹊跷？美国防部资料显示，每年超过100家外国情报机构试图入侵美政府、企业等窃取数据。

三是“组建网络部队”之说，称中国已建几十万人的网络部队，旨在入侵他国网络。其实，美国早在2009年就率先建立了网络战司令部，成为全球首个公开将战争机构引入互联网的国家，并引发各国强烈反应。英国随后宣布组建“网络兵团”，韩国也加快了组建网络战司令部的速度。2011年伊始，日本决定要组建“网络空间防卫队”。相比之下，中国却没有所谓“网络战司令部”。

环境威胁论

背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特别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针锋相对，这场气候领域里的无硝烟的战争异常激烈，气候问题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议题之一。

西方论调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人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将迅速增加，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美国《世界观察》杂志上就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该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大量燃烧煤使空气污染和酸雨日益严重，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减少了粮食产量，降低了森林的生产率，而且其危害已波及到了日本和韩国” 。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会见江泽民时曾表示“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环境问题上”，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言论，同时这也是美国高层最为直接的“中国环境威胁论”。

实情分析

马凯对“中国环境威胁论”用三组数字予以反驳。

第一组，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更少。

第二组，中国人均排放水平。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经合组织国家的33%。 第三组，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说明中国的弹性系数小。

地缘政治威胁论

背景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出现同步改善。面对中国的崛起。区域外某些大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周边安全风险。

西方论调

基于地缘政治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媒体上也比比皆是，从美国担心中国威胁其在太平洋的利益，到韩国担心中国威胁到美日韩同盟，协助朝鲜入侵，到俄罗斯担心中国移民占领西伯利亚的“人口威胁论”到印度、东南亚对中国争霸印度洋的担心，似乎中国的发展在别国眼里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大怪物。

实情分析

地缘政治学主张一国的政治乃受其地理所支配。它的关键内在含义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越多，那么它与这些邻国的利益纠纷就越容易产生。如果地缘政治学说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在未来充当第一超级大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些与邻国的利益冲突，必会使中国在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时小心弈弈，必然大量消耗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也就是说，美国只有二个邻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如一名喜欢挑战的拳击手，随时找些敌人开心而产生凝聚力，从精通地缘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家来说，这的确是他们的一种治国之策。美国也可以在功成名就后，安安稳稳、轻轻松松地怡养天年，但这样的缺少紧迫感会使美国很快变成南美洲的懒散国家。而中国却用不着找任何敌人，反而受地缘支配，它必须随时应付不管它愿不愿意的各种挑战而消耗国力。

中国在地缘上所处的枢轴地位。中国周围大国林立，所有这些大国，都同中国存有地缘冲突的潜在可能。而且，很容易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如美日韩同盟）。

各国观点

韩国

韩国社会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中国变得强大，其膨胀的影响力就会对韩国构成更大威胁。因此，可以说“中国威胁论”在韩国是普遍视角。特别是，由于朝鲜半岛在战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分，所以这种“中国威胁论”就自然地固化成韩国人的普遍认识。总的来说，韩国政治学界也一直支持这种看法。

韩国翰林大学政治行政系教授李三星

对于追求同中国建立互惠、和平共处关系的朝鲜半岛国家来说，历史上的中国，特别是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不仅不是威胁，而且是朝鲜半岛稳定的条件。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

在北京发表演讲时驳斥了“中国威胁论”。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机遇。日、中两国今后都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互不成为威胁，应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加强合作。

日本《朝日新闻》

2013年10月27日报道援引《人民日报》26日的报道称，中共领导层24日和25日召开了一场确定未来10年周边外交方针的重要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由此可见，中国意欲通过加深与周边国家互惠关系、深化安全互信，来打消“中国威胁论”。

报道指出，这次会议的背景原因是中方认识到，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正在周边国家蔓延开来。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寻求建立一种超越冷战时代格局的安全体制。习近平强调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纽带。他还指出应该深化安全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深层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威胁总是客观存在的。在相互怀有敌意的国家之间，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图，就会对另一方产生威胁。因此，“××威胁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现象。如在长期相互敌视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针对彼此的“威胁论”可谓根深蒂固。

但纵观全世界，唯有“中国威胁论”近20多年来长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大规模认同，原因究竟何在？细细究之，这与中国的崛起发展密切相关。概言之，“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自身危机意识，缘于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来制约中国崛起发展的一种政治手段，是冷战时期“零和”思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体现和反映。

探寻当今“中国威胁论”的深层缘由，必须从发展层面入手。“中国威胁论”，说到底是由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引起的，是国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随品。

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在世界发展史上曾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在经历19世纪中期以来的殖民入侵、民族抗争与长期探索，而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并不断加快国家崛起的步伐。

中国的发展，有着曾经遭受西方侵略掠夺的历史记忆，有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特色，有着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保持9%以上的惊人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中国发展特质。

与中国的崛起发展相一致，印度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成为“金砖五国”之一。但与中国相比，印度是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具有一致性。从发展质量与规模来看，印度尚不足以对西方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真正对美国的霸权及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别无二家。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对其主导下的传统国际秩序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挑战。从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强权与战争，都是以运用武力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国的崛起，无不是遵循着富国-强兵-战争扩张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西方权力转移理论或霸权转移理论，都认为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必然会使得国家间的关系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结构，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爆发战争。

为此，害怕中国的发展强大将挑战其既有的国际地位，是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真正担忧；借“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发展，是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动机所在。

在一些周边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对领土资源现状的可能改变及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可能冲击。“中国威胁论”，成为这些国家攫取形形色色国家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这包括：

其一，为领土资源之争提供依据。中国是世界上边界最为漫长、与邻国存有领土领海争议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与我国存有争议的国家日趋忧虑，唯恐在领土资源之争中落败。

其二，为维护经济利益提供理由。在有些国家看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对其经济利益造成冲击。尤其是日本，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而中国则保持高速增长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它，这种失衡的心理尤为强烈。

其三，为扩张军力提供借口。近年来，一些国家借口中国对本国带来军事与安全威胁，投入巨额军费大力发展本国军事力量。

其四，为争夺地区主导权提供工具。某些国家为夺取地区事务主导权，往往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自己则从中渔利。

“中国威胁论”具有遏制和刺激双重效应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为了遏制与干扰中国的发展。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几十年来，西方及周边一些国家极力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产生了遏制与刺激的双重效应。

一方面，“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发展中的杂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形象，阻遏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在政治层面，“中国威胁论”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敌意，增加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不信任感，阻碍了我国与之开展国际合作的步伐。

在军事层面，“中国威胁论”加大了地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近年来，周边一些国家花费重金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客观上增加了地区不稳定性。

在经济层面，“中国威胁论”增加了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近年来我国同一些国家的经济摩擦事件不断增多，不能说与广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没有关系。

在外交层面，“中国威胁论”为某些大国人为地阻遏我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借口，成为西方国家制约我们发展惯用的一张牌。如在近年来我海外经济活动中，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产的多起商业行为，都因某些国家以危害本国经济安全等借口横加干涉而终致流产。

总的来看，“中国威胁论”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使我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作为外部强加的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中国自身的危机意识，刺激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依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反应”理论，有机体在遇到挑战时，会本能地产生一系列有效反应，从而最终促进有机体的发展。

“中国威胁论”在带来一定程度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外部动力。中国古代就有“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古训。“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缘于外部力量逐渐强大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在被反复强调的同时，也反过来成为促使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实际上，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际，中国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并日益稳健。

此外，“中国威胁论”在客观上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强愈强、愈挫愈勇。在“中国威胁论”中成长起来的国人，在亲身感受到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与接受了这种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生存环境，这无疑有利于培育大国心态，有利于下一步中国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国。

淡定从容、主动作为，应对“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成了某些国家国内政治中的惯用工具，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权力话语现象。每当某些国家遭遇国内相关政治议题时，往往搬出“中国威胁论”应急。如在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美国大选中，“中国威胁论”就是奥巴马政府屡屡使用的一张牌。面临“中国威胁论”的这种现状，我们要淡定从容，又要主动作为，采取以下方法有效应对。

第一，培育与大国相适应的从容心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威胁论”、“中国衰亡论”等种种论调，势必层出不穷。要培育沉着、从容的大国心态，冷静理性地看待来自国际社会的赞誉与诋毁，不为外界的种种鼓噪所动，不被“棒杀”、不被“唱衰”，展示给世人泱泱大国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

第二，继续推进并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创造与强化互利互惠的“共赢”关系，是消弭“中国威胁论”的重要途径。要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加强政治、军事层面的互信，进一步拓宽在反恐、军演等国际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广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敌意。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经济关系。要在加强国际合作中，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实惠与利益，而决不是所谓的“威胁”。

第三，积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们应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积极主动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重视并发挥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并掌控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话语权。除了积极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通过释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来主动回击“中国威肋论”的恶意攻击，打破当前我面临的被动局面。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纵观“中国威胁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国力最为孱弱时，“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论工具；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封杀新生政权的政治借口；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中国威胁论”成为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遏制中国的政治手段。可见，“中国威胁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中国，取决于中国自身国力的发展状况。

为此，应对“中国威胁论”、抵消其负面效应的根本之道，在于大力发展中国的国力。要增强定力，以“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聚精会神地干好自己的事情，确保安然度过当前的发展关键期。届时，“中国威胁论”作为中国发展崛起过程中的特殊历史符号，自然就会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