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即是今所称的“春节”，又称新春、新岁、新年、新禧、年禧、大年等。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其起源历史悠久，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古老干支纪元历法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原始信仰与祭祀文化是年节形成的重要因素。新春贺岁围绕祭祝祈年为中心，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等活动形式展开，喜庆气氛浓郁，内容丰富多彩，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精华。

中国古代民间早有过新年的风俗，古时新年曾专指干支历的“立春”。节气立春时，阴阳转化，阳和起蛰，品物皆春，意味着新的一个轮回已开启，新的一年之始。后由于历法变动，新年通常指阴历正月初一，称为阴历年。我国过年历史悠久，在传承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习俗，有许多还相传至今，如办年货、扫尘、贴年红、团年饭、守岁、压岁钱、拜岁、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烧炮竹、烧烟花、掼春盛、年例、祈福、逛庙会、上灯酒、赏花灯等习俗。

基本含义

“年”古称“岁”，古人对岁首很重视，立春要拜祭春神、太岁，敬天法祖，由此产生了辞旧布新、迎春祈福等一系列祭祝祈年文化活动。年节是指节期设在岁首的节日，现代的年节指阴历正月初一，今称春节。“年岁”的概念，来自上古历法，《盘古王表》与《三命通会》等古籍均有载：“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天皇时代以“岁”来表示“年”。岁以六十甲子（干支纪年法）为运转周期，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岁”即“摄提”（原始干支），又名为“岁星”、“太岁”。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上古原始信仰、祭祀以及天象、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有关。古老传统节日多数形成于古人择吉日祭祀，以谢天地神灵、祖先恩德的活动。上古干支历法的制定为节日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原始信仰与祭祀文化是年节形成的重要因素。春节由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祈年祭祀、敬天法祖，报本反始也。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还是可以从后世的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迹；如岭南部分地区沿承有在岁首拜岁的习俗，新年期间隆重盛大的拜神祭祖节仪活动，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的蛛丝马迹。早期的节日文化，反映的是古人自然崇拜、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则蕴含着礼乐文明的深邃丰厚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发展而来的中华传统节日，清晰地记录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文化元素

按照旧习俗，从年尾十二月廿三/廿四的祭灶日（扫尘日）开始，直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夜或正月十九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称为“过年”，即现在所说的“春节期间”；如果从预备“年货”开始计算，大约从年尾十二月十五六便进入年关大忙。年节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海外华人，甚至欣赏中华文化的一些外国人，也都十分重视它。这里的“第一”之谓，既因为它在一年的时间序列中排在最前面，更因为它规模最大、人们最看重。中国年节文化中，有欢乐成分，翻检年节的传统，有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值得复兴和发扬。 然而现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年味变少，很多传统礼节、传统活动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缺失。那么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传统节日。

一般说，传统节日及其有风俗均有其来历。但是，节日风俗不同于历史过程，后者有据可查，而节日风俗的来源考查起来就难多了，即使对有些风俗的源头现在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但认真考究起来，均可找到诸多的疑点。如“端午节”，都认为是纪念屈原，但从全国各地和各民族的情况看，还有的说为纪念伍子胥，有的说是起源于越王勾践，有的说是纪念白洁夫人。而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考证说，端午是中国原始时期的“龙子节”的延续，起初是纪念祖先“龙”的，这和常说的“源自屈原说”在时间上相距甚远，这说明有些民俗事象还要待我们后人去加以进一步考证。

年节风俗既是一种颇具地方文化特征的传统习俗，又是一种地方的民俗事象。年节既具有延续性，即有它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流向，又具有变异性，既在延续的过程中，受一个地方人情风俗的约束和受历史演变潮流的冲击而产生变异：一些习俗变化、甚至消失了，又生成了一些新的习俗，这就在各地产生了一些较有独特风格的节俗文化。

在诸多传统节日里，中国人过得最认真、传统保存得相对完善的，要数一年之首的年节。人们大扫除、贴春联、放鞭炮，除夕之夜阖家团聚吃年夜饭，欣赏春节晚会兼守岁，给小辈发压岁钱，大年初一出门拜年等等，近年又有利用年节长假外出旅游的，可以看作传统节目“走三桥”、“走百病”的现代演化，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法定节日：如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2007）所称“年节”。

历史渊源

传统节日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节日既使人们在节日中增长知识，受到教益，又有助于彰显文化、弘扬美德、陶冶情操、弘扬传统。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沉淀凝聚的过程。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上古原始信仰、祭祀以及天象、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有关。如春节祭祀天地众神（春神、太岁神···等）与祖先，清明祭祖、端午祭龙等等皆是，这类节日的源头一般都比较古远。古历法的制定为节日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远古的天皇时代，已有干支历法及岁时的雏形。据《盘古王表》与《三命通会》等古籍记载：“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十天干曰：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地支曰：困顿、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天皇氏的这一发明影响深远，后世用于历法、术数、计算、命名等各方面（北宋时编撰的官方正史著作《资治通鉴》就是以这套干支术语纪年）。干支的发明标志着最原始的历法出现，配合数字用来计算岁时。干支纪元法，以立春为岁首，交节日为月首。立春，阴阳转化、阴退阳升、生气始发、万物复苏，一元复始，新的一个轮回从此开始了。节日文化作为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的形成涵盖了人文哲学、天文星象等方面的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

怪兽传说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人们叫它做“年”。每逢除夕晚上,它便窜出山林，掠食噬人。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未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便流传开来。飞帖名刺是贺年卡鼻祖，在古代，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接待妇女，谓之“忌门”。仅限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所以拜年的时限可以延长到正月十五元宵灯节左右。如果因故未及循例行礼，日后补行的，谓之“拜晚年”。

在民间，人们传说“年”是一头头上长角的怪兽，岁末会出来吃人。各地的这一传说还各有地域色彩：有山的地方说年兽“住在山上”，除夕夜下山来祸害人畜；靠海的地方说年兽“住在海底”，快过年了爬上岸来残害生灵。所以过年又被叫做“过年关”，人们除夕不敢睡觉，要“守岁”。给小孩子“压岁钱”，是因为孩子人小力薄，靠自己的力量不行，需要大人帮他们“压”住年岁。贴门神、挂桃符、行傩祭、放鞭炮等，都是为了吓走年兽。第二天大家再见，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互相道贺，“恭喜恭喜”。

节日礼仪

可以恢复的传统礼仪里，作揖最帅气、最卫生。可以恢复中国传统的作揖礼。传统节日作为平台，在它自身得到保护传承的同时，应当发掘和恢复一些健康的传统仪式。同时，只有相关的礼仪文化得到发扬了，传统节日的内涵才能显得丰厚。作揖礼是最帅气、最卫生的。

飞帖：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盛放飞帖之用。这个风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明代人以投谒代替拜年。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在的贺年卡的起源。“大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帖，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

传统节日风俗就是如此。传统节日有农事节日、祭祀节日、纪念节日、庆贺节日、社交游乐节日之分。但惠州现存的一些节日却不能简单地归属哪一类。如农事节中的“十月朝”，本是庆祝晚造丰收，让牛歇耕，但多有祭牛、祭神等活动，加进了许多的祭祀成分；又如纪念性节日“端午”，是纪念屈原的，“清明”据说是纪念介子推的，但这些节日又多有祭祀和游乐等内容。故现存的传统节日，“终合型”的居多。

中国的作揖礼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它分三类：其一叫“天揖”，来源于敬天的祭祀，然后才用于人事，先对天子用“天揖”，再推而广之，对家长、对老师，对所有值得尊重的人。天揖的手势是：稍稍地往上举，曰“推手小举”。其二叫“土揖”，与天揖正好相反：“推手小下”，亦源于自然崇拜，由大地崇拜过渡到对人表示敬意，如老师对学生就可以行“土揖”。其三，时揖，“平推手 ”，用于平辈之间。时揖，对时间作揖，对时间表示敬重。天揖和土揖是空间之揖，时揖是时间之揖。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小小的一个作揖礼，亦包含了这一世界观。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一项密码。“揖”字，提手旁，一个口，一个耳，表明作揖要用手、用口，还要用耳。除了抱叠双手做动作，还要加上恭敬的用语，同时谦逊地倾听，不能漫不经心，人家在说话不带耳朵。三合一，三者都到了，这才是“揖”，这礼节才算到位。

巴赫金说：“狂欢节没有演员和观众的分工。它甚至没有萌芽状态的舞台，舞台会破坏狂欢节。人们不是消极地观看狂欢节，他们就在其中生活，大家在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我以为，现在人们对春晚的不满主要不是节目内容，而是不知道怎么参与进去。不妨学学日本，把20多年积累的好节目，特别是群众中耳熟能详、流传甚广的好歌拿出来重唱，把群众中有影响的艺人请出来亮相，照顾各年龄层次和社会各界的人，让大家都有张得开嘴、舞得开手脚的机会——这年过得肯定更尽兴。

其次我们现在过年，是不是过于重视吃而忽视穿了？如今年节和平时吃的东西虽然没太大区别，但吃的气氛更欢快更热闹，而穿衣实在是没什么两样了。过去中国人过年是吃穿并重的。元代赵孟頫的《题耕织图》诗云：“田家重元日，置酒会邻里。小大易新衣，相成未明时。”民谣里也有这样的新年歌：“穿新衣，戴新帽，老太太要花，老头儿要炮。”这样的传统在今天似乎衰微了。其实 服饰是更加外在、更加一目了然的文化标识。我们缺乏节日盛装，缺乏穿盛装过节的意识，缺乏很有民族特色的让人们有普遍认同感的服饰。韩国人穿韩服过年，日本人穿和服过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服装？笔者提倡文化上的“拿回主义”，是不是可以从和(唐)服里取回一些传统元素，糅合进现代服饰之中？眼下，可以穿汉装、唐装或旗袍，最好是丝绸的、锦缎的，繁华、灿烂，体现我们中华丝绸王国的特色和韵味。

20多年来，央视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为全中国年节的一大重心和主角。它曾给中国人带来莫大的兴奋和快乐。但近年来，与其说是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口味越来越刁，不如说“春晚”这种形式本身存在缺陷——民众成了“看客”，“看节”取代了过节。日本人过年也有类似我们“春晚”的电视文艺晚会，叫“红白歌会”，一支红队一支白队，斗歌，斗整整一夜，唱的都是老歌。民众则一边看 电视，一边自己也“斗”，单位同事、学校师生，甚至家里人，统统分作两派，有的喜欢红队，有的支持白队，有的喜欢到广场、公园看大屏幕，边看边唱甚至手舞足蹈，嘻嘻哈哈，吵吵闹闹，欢声雷动。这样就有参与感、狂欢气氛，就不会是局外人了。中国古代除夕夜的“乡人傩”，全民参与性就非常强，“一国皆如狂”(孔子语)。中国民间一些地方至今如此。如山西某地乡村，过年表演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全体村民都跟着高头大马上的“关公”，转悠五六个村子。安徽贵池傩有“喊断”，“年首”在上面喊，村民在下面应，真所谓一呼百应。

气候

纵观一年当中的各种中国节日，不难发现其丰富的内容是与自然界周而复始气候的循环变化直接相连的。节 日的时间分布有着与四季气候变化相对应的规律性，如春季的春节、元宵；冬季的腊八、祭灶；夏季的端午节、晒衣节；秋季的中秋节、重阳节等。时至今日，年节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从祖先手中接过来的一份珍贵而厚重的文化遗产，年节文化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气候起着关键作用。季风气候与年节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年节几乎都与宗教信仰有关不同，中国传统年节的丰富内容是与自然界生态环境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直接相连的。

年节是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调整和适应，而这样的调整适应则体现在中国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气候节律的和谐共振上。我国民间自古以来就有“春祈秋报”的节庆习俗，这与中国的季风气候密切相关，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传统中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干支纪元法以立春为岁首，交节日为月首。立，是“开始”之意；春，代表着温暖、生长。上古历法“立春”分界（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达10摄氏度以上算入春）的基准线，位于今广西桂林到江西赣州一线；当节气“立春”时，那一线以南的地区已有春的气息了。但我国93%的陆地面积上都还是冬，到黑龙江，往往是在谷雨立夏时才入春。“立”对于很多地区来讲只是一种参考意义。

中国的传统年节与农业生态的节奏变化及其形成的气候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年节文化的重要特点。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气候条件来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这时的夏季风逐渐加强，温度和湿度渐渐增高，农作物渐渐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而秋天则意味着收获，因为这时候的冬季风逐渐加强，温度、湿度渐渐下降，植物和作物都进入了低生物量生产的季节。年景的好坏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至关重要。因此，农民在春天祈求上苍保佑，希望秋后有个好收成；而到了秋收之后，又要感谢上天的眷顾。于是，春节和中秋节就成了我国人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节日。春去冬来，周而复始。四月的浴佛节、五月的端午节、六月的晒衣节、七月的七夕和中元节、八月中秋节、九月重阳节，一直到腊八和祭灶，所有节日或与自然气候节令有关，或与特征气候环境要素（如五月雨季的龙舟水、六月的强日照、九月秋高气爽的气候等）有关，或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诞日，各种节日连续不断，成为调剂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手段。

其它相关

互访拜年

过去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大体可分五类：

一是拜家里长辈。

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二是走亲戚。

初一或初二必须到岳父母家，并须带礼物。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影像和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可以逗留吃饭、玩耍。

三是礼节性的拜访。

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需拱手一揖而已，如主人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作搀扶状，连说免礼表示谦恭。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寒暄两句客套话就要告辞。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四是感谢性的拜访。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就要买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忱。

五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素日没有多少来往，但见面都能说得来，到了过年时，只是到院里，见面彼此一抱拳说：“恭喜发财”、“一顺百顺”，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无甚过多礼节。

民族文化

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成为民族文化象征的人文标识。有着丰富内容的中国传统年节，不仅有令人振奋和产生温情的恢宏场景，而且是调节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节日一改人们平日的生存惯性，成为宣泄的时刻。一张一弛的生活节奏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节律变化相适应，“人”与“地”之间的相互呼应，结果无疑使人的情绪得到适时的调节。

“节” 不仅是一种间断，而且也是一种调节，是一种节奏，甚至是一种节制。休闲也是很重要的节日因素。过去人们喜欢过节，是因为平时没有休息日，只有年节才创造了休息的机会。或者说，人们为了休息（调节），才不断地创造节日。中国节日休息的时间段正好与自然界生物量的低产期相吻合。因此，从生物钟角度去理解我国的年节文化活动，即是一种人类文化生物钟的区域表现。如同动植物的生命活动离不开节奏和节律（生物钟）一样，中国的年节是中华儿女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与自然界气候节律共振的文化现象，这种年节文化活动，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生物钟”。它是一个民族年节文化生命力的源泉。从生态学意义理解，年节是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调整和适应。纵观一年当中的各种中国年节，其丰富的内容是与自然界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直接相连的。如正月初一是春节，此时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生意盎然；十二生肖赋予了每一个新年丰富的内容，不同年份的年节，在生态学寓意上存在着差异———十二生肖分别代表十二种农历新年的动物标识，每十二种生肖动物又代表着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的一次循环。

孔府年节

孔府过年的制度很严格，规矩很多。从腊月（农历十二月）初一开始，全府上下就开始做过年准备工作。腊月初八，全府的人包括仆人在内，都要在府内喝腊八粥，腊八粥分两种，粗的供仆人喝，内有大米，肉片、白菜、豆腐之类，外加每人一斤馒头。细粥很讲究，有薏米仁、桂元、莲子、百合、栗子、红豇豆、粳米等，粥上面还要放上“粥果”。“粥果”雕刻成工艺品状，如山里红刻成透空的花篮放在粥上面，令人舍不得吃掉。这种细粥供内宅主人、上供，送给十二府的本家之用。上供，是孔府过节时的首要任务。单以佛堂楼来说，大大小小有数百上千尊佛：关公、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弥陀佛、送子娘娘各方的佛都集中于此了。腊八粥供佛时，每个佛像面前一碗，工作量相当大。另外，还有其它各堂楼供祖先的，上供这项任务十分繁重。外面的许多香火院，也来要粥，要“盆头米”，腊八这天，还要去泰山进香还愿。

孔府的节日，最热闹的要数“过年”——春节。在许多种活动中，磕辞岁头、拜家庙、拜祠堂、拜佛堂、拜观音菩萨、拜天地神、祭孔庙等不可少的礼仪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腊八过后，就大忙起来，打扫卫生、搭彩棚彩铺红毯、挂宫灯、“蒸壮”，“蒸壮”就是蒸各种馒头、包子、糕饼。馒头也分各式各样，大到半斤多一个，小的一两面粉蒸两三个。各有各的用途，分上供的、主人吃的、普道饭的、酒席用的，区分很细。

腊月十五，在前堂楼院内搭起“天地楼”供各种神位，还立起“朝天竿”用以过年时点“朝天灯”。“朝天竿”高三丈、红漆杆，杆顶挂红灯笼，内放一支一斤重的大红腊烛，每天点着，用滑车拉上去，一直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腊月二十三，孔府的祭灶很特别。一般百姓家对“灶王爷”恭敬而虔诚，而孔府里的人是瞧不起灶王爷的，认为他的地位不如衍圣公高、财势不如衍圣公大，所以孔府的主人不能亲自祭灶，只由当差的去祭。当差的去祭，仪式虽也热闹，有七、八个吹鼓手、司仪提着跪垫伺侯、小当差捧供品跟随，但祭时却像命令式的嘱咐几句，并不祈祷什么，因为“圣人自有天保佑”，灶王爷是无能为力的。

年三十，衍圣公、夫人及家人都先后分别祭拜家庙、桃庙、影堂、慕恩堂、新祠堂等，每桌摆十大碗供菜、两盘馍、三杯奠酒，磕辞岁头。公爷拜庙时，由赞礼生提着提炉、纱灯、罩子灯各一对在前面引导。夫人拜庙由女仆伺候，前后有随从跟随。除了拜家庙祠堂外，还拜佛堂楼、观音菩萨。公爷、夫人到家庙、祠堂磕完辞岁头后回到前堂楼，再接受阖府人员、各房、各作、各部门给他们磕辞岁头。

大年初一的凌晨零点开始发“纸祃”，点蜡烛的、烧香的、烧枣汤的、放爆竹的都行动起来，公爷、夫人起来喝枣汤，也叫“元宝汤”，喝完后要在“天地楼”拜天地及各神位，然后再拜家庙、影堂、祧庙、慕恩堂等，早晨七点钟以后，衍圣公拜祭孔庙。衍圣公有时不去拜庙，就委派孔家老族长去拜。拜庙时，有百户、管勾、司乐、典籍四厅的官员陪拜。孔子像前供整猪、整羊、笾豆、黄酒、檀香等，由赞礼生鸣唱，行三跪九叩礼，陪拜官员陪同跪拜。祭完孔庙及家庙之后，衍圣公及夫人才能开始用早饭、摆酒席、吃水饺。女仆们给公爷、夫人敬一次酒，再磕一个头。

早饭以后，公爷及夫人坐在前堂楼屋门口，阖府人员分别按部门给他们拜年。从清早开始，孔府的几百名仆人分批进来拜年，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一次机会进入内宅。磕完头，有的还能得到“红包”。

年初一开始，连续多日，孔府门前直到鼓楼门，每天上午有“鼓楼门会”，除了卖各种东西的，还有杂耍、洋琴、评书、打拳卖艺等民间文艺。下午有“龙灯会”，曲阜民间流行的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耍狮子等活动很多，不管哪个村子的龙灯都要到孔府里来耍，孔府里的龙灯会总是不断。地点在二门里大堂前面，村民和孔府外的人都可涌进来看。耍龙灯时，孔府当差的和“花炮户”还要放焰火，焰火制作得很精致，五颜六色在高空中变幻出各种花朵。孔府里还有两套十八罗汉头型面具，龙、虎、仙鹤、大肚子弥勒佛、孩童形象等应有尽有，府内当差的可借机拿出来一起玩耍。正月十五晚十时左右，有送祖先的活动。孔府的主人烧香上供，焚化纸钱，燃放鞭炮，把祖先牌位收起，以示把祖先送走，过年至此也就结束了。

除过年之外，孔府还过一些其它节日，这些节日（按农历计）有：元宵节、二月二、三月三、清明节、端阳节、六月六、七月七、厨师节、中秋节、十月一、冬至、腊八、祭灶等，有其活跃生活的一面，但也有孔府的一些独特的礼仪。如二月二，除按传统习俗“炒料豆”之外，管粮仓的仓夫还要在仓神庙内上供、燃烛、焚香，并由仓夫用青灰围仓以保住丰盛的粮仓；三月三，除按民间习俗收荠菜，将开花之前的芥菜做汤喝之外，孔府的园夫还要摆供品、燃烛、焚香祭花神；再如厨师节，每年八月初三，孔府内的所有厨师由总领班率领到孔庙祭拜孔氏先祖，由领班设祭台，摆上三牲供品，厨师每人上一炷香给先祖，然后叩拜。据说，由厨师向孔氏先祖祭拜，是借此表达孔氏后裔对祖宗赐予后辈美好食物的感激之情，这也是孔府独有的节日。孔府的其它节日，都有其固有的祭祀内容，表明孔府的主人时刻都要“循礼”。

市场商机

中国人的年节观念相当浓厚，年节消费也一直保持着高支出的额度，随着近年来社会观念的转变，很多人开始在酒店预定年夜饭，不少家庭走出家门，在酒店中进行年节饮食消费，这就给餐饮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尤其是南方商家，近几年来大打“年夜饭”招牌，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南方相比，山东范围内的餐馆、酒店在春节期间的餐饮经营还未达到最高潮。因此，如何把握家庭饮食消费的年节商机，增大餐饮企业在年节消费市场中的活力，这对于各家酒店来讲，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年节消费往往要占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但从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来看，年节中的饮食消费已不是消费的第一要素，然而人们对年节饮食的标准仍然定得很高。受习惯势力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饮食消费在年节中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出外就餐还未形成主流趋势，因而在很长时期内，每逢春节，酒店大多关门歇业，餐饮行业的年节经营难以有效开拓。过去，在年节消费中获利最大者是食品销售行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多少带有人际情感的制约。近几年来，社会的年节风俗发生了变化，“年夜饭”也就成为酒店经营的一个重要话题。应该说，饮食消费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已经形成，消费者的个性也正在逐步张扬。就年夜饭而言，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消费模式。一般的主题餐饮大多有定向消费人群，年节消费也是一样，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要来酒店过年，就是来酒店吃年夜饭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兴趣选择。所以，酒店必须在年节餐饮中考虑消费人群的构成和消费潜力，考虑定向消费人群的意愿和喜好。

在中国的节日当中，春节是最特殊的一个节日，它既不同于中秋节、国庆节，更不同于其他节日。在普通节日以及圣诞等洋节中所采取的成功促销经验，未必适宜于春节。春节期间，公务消费、商务消费、团体消费、旅游消费都会大幅度下降，而家庭消费则会大幅度上升。所以，春节期间的餐饮对象必须以家庭为主攻目标。家庭消费中也有定向人群。就山东地区而言，以中年人和青年人构成的家庭在年节餐饮消费中占多数，其中尤以白领人士所占比例最大。因而餐饮企业在提前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应以白领人士为首选对象，当他们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应该给他们送去提前印象，鼓动他们到你的酒店来吃“年夜饭”，并欢度春节。只要第一次办得成功，以后年年都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