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也译做贝托尔德·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1898年2月10日，贝尔托·布莱希特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镇。年轻时曾任剧院编剧和导演。曾投身工人运动。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经苏联去美国，但战后遭迫害，1947年返回欧洲。1948年起定居东柏林。1951年因对戏剧的贡献而获国家奖金。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 1956年8月14日布莱希特逝世于柏林。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出生在巴伐利亚的奥古斯堡。父亲是一家造纸工厂的厂长，母亲在年轻时就为乳癌所苦。小时候的布莱希特是个体弱的孩子，由于先天的心脏疾病，他曾被送到疗养院修养，六岁到教会国小念书，接受拉丁和人文科学的教育，在学校期间他便开始写作，成为学生杂志《收获》的发行兼编辑。他十六岁开始为地方报纸写文章，并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圣经》。

1917年，布莱希特到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立克大学读医学，期间他参加了阿尔图·库切尔的戏剧研究班，但因为不喜欢和同班同学的相处模式，而经常翘课跑回家。却借助此间闲暇开始创作剧本《巴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希特虽然曾受命到军医院当卫生兵，但很快的就结束了，因为他公开表态对战争不抱信心。

还未成为幕尼黑的戏剧家之前，布莱希特在一家报社《人民意志报》找到写剧评的工作。1922年布莱希特的《夜半鼓声》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剧院上演，藉此布莱希特获得有名的克莱斯特最佳年轻剧作家奖。布莱希特也开始稳定他的人际关系，于24岁娶了歌剧演唱家玛丽安娜。次年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汉娜。虽然结了婚，很少花时间陪妻子和女儿的布莱希特还是有其他的婚姻问题。1924年搬到柏林后，他认识了维也纳信仰共产主义的女演员海伦娜·魏格尔，并积极的追求海伦娜。海伦娜还为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叫做施坦芬。后来布莱希特也认识了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并和她合作。1926年布莱希特 和玛丽安娜离婚，1929年和海伦娜结婚。 1933年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布莱希特和他的家人逃到苏黎世，后来又到丹麦、芬兰，1941年旅行经过莫斯科、海参崴、圣·彼得罗港。直到1954年布莱希特获颁国际斯大林和平奖。1956年8月14日，当他在研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时，因心脏病发而过世，被葬于柏林的多罗延公墓。从1933年起，在长达15载的流亡生涯里，布莱希特的足迹踏遍了欧美每一个角落。

在苏黎世的旅馆，布莱希特见到了亨利希曼、西格斯和本雅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莫斯科，他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访问演出；在好莱坞，他跟喜剧天才卓别林成了好友，机缘巧合之下与当时访问美国的老舍相谈甚欢。如果说遭遇世界大战引发了布莱希特对政治的思索，那么漂泊异乡的十五年更使他接触到了社会深层，浮世百态。这不仅是流亡的旅程，更是布莱希特作为一朵戏剧灵魂成长的心路历程，带给他的戏剧以不朽的魅力。时代是人无法选择，如何在命运的漂泊中寻找到自身生存，甚至蓬勃生存的方式，布莱希特无疑是一位无可指摘的尊师。

戏剧与政治

1918年，布莱希特写出第一部短剧《巴尔》，抨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1920年完成剧作《夜半鼓声》。1922年写出《城市丛林》，并撰写剧评。1922年被慕尼黑小剧院聘为戏剧顾问兼导演。1924年则应著名导演莱因哈特邀请赴柏林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创作剧本《人就是人》。1926年，布莱希特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见解，初步提出史诗（叙事）戏剧理论与实践的主张。他的创作作品包括了：《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三分钱歌剧》（1928）、《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1930 ）、和《巴登的教育剧》、《 例外与常规》等教育剧。1931年，他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为舞台剧。在向舞台剧戏剧发展的过程里，布莱希特的主要剧作有：《圆头党和尖头党》、《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四川好人》、《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以及改编的舞台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高加索灰阑记》等。

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理论在20～30年代与资产阶级为文艺而艺术的思潮作斗争中逐步形成。他要求建立一种适合反映20世纪人类生活特点的新型戏剧，即史诗戏剧。这种戏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突破“三一律”编剧法*，采用自由舒展的戏剧结构形式，多侧面地展现生活宽广多彩的内容，让读者通过众多的人物场景，看见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它的复杂性、矛盾性，促使人们思考，激发人们变革社会的热情。布莱希特把戏剧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按照亚里士德在《诗学》中为戏剧体裁所界定的标准而创作的戏剧，他把它称为“戏剧式戏剧”或“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一类是违反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而创作的戏剧，他把它称为“史诗式戏剧”或“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布莱希特早期的作品曾实验过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但很快的就发展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独特风格的观点。他厌恶亚里士多德戏剧方法，让观众和剧中的英雄人物产生共鸣进而同情，认为这种恐怖的情感和怜悯导致观众情绪沉沦而无法思考。布莱希特希望借由柏林剧团，来实践他打破这种剧场幻觉的决心与愿望。

创新与表现

布莱希特戏剧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戏剧理论即“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 Effekt）。Verfremdung在德语中是一个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词，具有间离、疏离、陌生化、异化等多重涵义。布莱希特用这个词首先意指一种方法，然后才指这种方法的效果。作为一种方法，它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即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以及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疏离）和惊异（陌生）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剧中人。宣扬“陌生化效果”的布莱希特戏剧学派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继承和革新欧洲及德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借鉴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古典戏剧和中国戏曲。特别是布莱希特本人，就研究过中国、日本、和印度戏剧，对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女皇时期的戏剧尤为情有独钟，还吸收了希腊悲剧的元素。他从德国剧作家得到灵感，也喜爱巴伐利亚的民间戏剧。

布莱希特有杰出的能力， 把这些表面上不相通的戏剧元素结合，转变成他自己的作品。同时又与中国戏曲渊源深厚。他的两部经典之作《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一部以中国南方作为故事背景，一部取材于元杂剧。 《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虚构了3个神仙下凡寻找“好人”，结果找到一个贫苦的底层妓女沈黛，并给她一笔银元开了家店铺。沈黛的乐善好施很快导致了经营的困难。她受别人启发戴上了一副面具，化装成“表哥” 隋达来剥削工人，又把得到的钱接济穷人 。隋达代表剥削，沈黛象征善良，然而人 们眼中水火不容的“恶”与“善”竟然相得益彰融于一个人的身上，人们咒骂夺走他们财产的隋达，却又用着相同的伎俩迫害吃不饱饭的沈黛，但这些可怜又可悲的大众呢？他们吃不饱，又要求他们讲怎么样的道德。布莱希特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人的困境？是依靠隋达的铁腕，还是沈黛的道德，或者干脆就这样互补分裂，答案印证在了社会的变革之上，神仙们做不了的事靠谁怎么样才能办到？答案是：这世界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靠的是人们自己！于是布莱希特说：“先要吃饱，再讲道德”。

批判和变革

而《高加索灰阑记》则采用了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故事桥段，灰阑判案法是让孩子站到石灰画定的圈内，生母和养母各朝反方向拉拽孩子，这有点像拔河比赛，谁赢了孩子就归谁。这部剧的情节对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圣经旧约》中便有相似的索罗门王判案的小故事。

所罗门王在位期间，审理了这样一单案件。 当时，两个妇女带着一死一活两个孩子来报案，说她们睡觉时压死了一个小孩，并都称活着的小孩是自己的。所罗门王听完了两位妇女的陈述，说：“拿剑来，把这活着的小孩劈开两半, 分她们每人一半。”这时，一位妇女大声嚎哭起来：“陛下，把孩子给她吧，不要杀死这孩子。”可另一位妇女却说：“把孩子切成两半吧，我们每人一半。”所罗门王说：“把孩子交给不愿杀死孩子的妇人，这才是真正的母亲。” 这个故事和《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两个故事无论从人物上，或者是情节上，几乎都在说同一个内容。但是布来希特却采用了这样一个陌生化了的情节，为的是就是在陌生化的情形下，让人们对事件产生打破思维定势的思考，从而达到批判和变革的效果。这就是布莱希特，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批判，继而前行。包括《四川好人》，布莱希特将这里的四川指代距离遥远欧洲的陌生省份，同其剧之中的古代希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剧中也没有与四川省相关的事件。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提供一个陌生的生存环境，激发观众对生命的重新思考，以期达到陌生化的收效，观众与剧中人保持距离、以惊愕和批判来代替共鸣。

主要作品

布莱希特的理论与著作有《戏剧小工具篇》、《戏剧小工具篇补遗》、《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梅辛考夫》、《母亲》、《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伽利略传》《圆头党和尖头党》、《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卡拉尔大娘的枪》、《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以及改编的舞台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高加索灰阑记》等。

他还以演说、论文、剧本的注释形式，阐述史诗戏剧的理论原则和演剧方法，其中较重要的有《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间离方法》、《论实验戏剧》、《买黄铜》、《表演艺术新技巧》等。1948年后，剧作有《公社的日子》、《杜朗多》等。

主要成就

综述

布莱希特是现代戏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剧场改革者、剧作家及导演，被视为当代“教育剧场”的启蒙人物。布氏的剧作及戏剧理论对当代戏剧界产生过巨大的震动，并由此成为各国戏剧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实，布莱希特还是一位天才的电影导演，只不过中国观众一直无缘于他的胶片作品。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副院长，布莱希特荣获1951年国家奖金和1955年列宁和平奖金。

布氏学派

布莱希特戏剧是20世纪德国戏剧的一个重要学派，他对世界戏剧发生着很大影响。他对中国戏曲艺术给予很高评价。布莱希特也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持肯定态度，曾多次谈论这个体系对现实主义表演艺术所做的贡献。支持布氏学派的著名理论，就是布莱希特本人提出的“间离方法”。

间离方法

布莱希特演剧方法推崇“间离方法”，又称“陌生化方法”，是他提出的一个新的美学概念，又是一种新的演剧理论和方法。它的基本含义是利用艺术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但就表演方法而言，“间离方法”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把二者融合为一，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

理论内容

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的理论，在于“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的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这一理论的源头，我们可以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找到：熟知的东西往往由于熟知而没有被真正理解。布莱希特在戏剧中将这些“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的”“ 显而易见的”成分从事件和人物身上剥离，去除了这种“熟知性”，建立了一种间隔。为的是提供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的内容用布莱希特的后来进行解释，即：“不仅能表现在人类关系的具体历史的条件下——行动就发生在这种条件下——所允许的感受，见解和冲动，而且还运用和制造在变革这种条件时发生作用的思想和感情。”他认为这一过程是一个“累积不可理解的东西，直到理解出现的过程。”

理论分析

布莱希特希望这种认识有助于观众们分析解释剧中人类关系的历史条件，即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从而发现其中蕴含的作用于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理性的科学精神。 为制造这种“陌生化”， 布莱希特对旧有戏剧中的“共鸣”模式进行批判，认为有必要消除这种刻意也是着力营造的观众与剧中事件人物的共鸣。这种共鸣使观众将自己与剧中人物联系起来，陷入出神入迷的状态，从而失去了对剧中事件与人物的批判能力。布莱希特努力使这种能力重新回到观众中去，保持与剧中人物的距离，从而恢复观众进行批判的自由，有可能理解所表演的东西的真正含义。对共鸣消除的第一步就是演员必须游离于他所表演的剧情之外，“既然他无意把观众引入一种出神入迷的状态，他自己也不可以陷入出神入迷的状态”，演员应以一个表演者而不是剧中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一刻都不允许使自己完全变成剧中人物……演员自己的感情不应该与剧中人物的感情完全一致，以免使观众的感情完全与剧中人物的感情一致，”必须使观众感受到演员在表演时的思维，用清醒的思维把观众引导到他们的现实世界中来。 而剧本中的音乐舞蹈和舞台设计，都应与戏剧本身有所隔离，从戏剧身上收回他们各自的独立性，这些戏剧艺术的姊妹艺术是为了共同的事业把各自的艺术联合在一起，他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为了创造一部‘综合性艺术的’，从而全都放弃和失掉本身的特点，相反，它们应该同戏剧艺术一起，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与此同时，就戏剧的结构形成，布莱希特也加以改造，打破了剧情的完整性，不时用合唱，歌曲，以及它们与道白之间的突然过渡，使各场之间本来就松弛的连接中断或形成形式上的巨大差异，甚至让人物亲自出现，直接向观众发表议论，以提醒观众这是在演出的事实，使观众与舞台上的人物事件隔离开来，消除它们之间的“共鸣”，形成“陌生化”的效果。 虽然，布莱希特的种种方法都是为了截断观众与舞台在情感上的联系，但如果把消除这种“共鸣”看作是布莱希特戏剧改造的全部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布莱希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理性的判断力重新回到观众中去，消除共鸣只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也是并不高明的手段。他在《表演艺术的新技巧》中明确提出：“表演艺术不必完全拒绝采用共鸣，然而它必须能使观众产生批派的态度，这样做不会使他丢掉自己的艺术特性。这种批判的态度并不是背离艺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它既是趣味盎然的，又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史诗剧重要主张之一就是，批判的态度能够成为一种艺术的态度。”布莱希特也并不排斥戏剧中的感情因素，而且他也希望在保持观众的间隔感时尽量把感情加入戏剧中去，他认为理性与感情的对立存在于“非理性的人脑袋里，这是因为它们的感情生活是十分靠不住的。”布莱希特将指出理性与感情在戏剧中是可是达到辩证统一的，他的一段论述清晰的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一方面在利用理性因素的情况下，产生共鸣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用纯感情的方式，引起陌生化效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产生共鸣而采用了冗长的分析，而在新年市场上的全景画里（《涅罗观看罗马大火》《里斯本地震》），陌生化效果是纯感情的。在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共鸣也是一种思想批判，非亚里士多德戏剧也可希望有充满感情的批判。” 由此可见，布莱希特的理性戏剧观念并不是要消除戏剧中的感情因素，相反，他认为在保持戏剧的间隔感，使观众们保持对剧中人物事件的批判能力的同时，这种感情的加入越多越好，因为他提出“陌生化”理论的唯一目的，只是使理性重新回到剧场中的“科学时代的孩子们”身边，使他们享受到有着时代特征的真正娱乐。

戏剧改革

布莱希特热衷于戏剧形式的实验，他研究各种形式和时代的戏剧，不仅包括莎士比亚时期的戏剧、古希腊的悲剧，甚至还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地方戏剧。他有一种杰出的能力，能把这些表面上不相通的戏剧元素结合，转变成自己的作品。

在创作成熟期，布莱希特更是从倡导歌剧改革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史诗剧实验，特别是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的经验，以至于诞生了像《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这样取材中国、影响深远的经典力作。其中《高加索灰阑记》直接套用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故事模式。

在我们讨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现代戏剧创作理论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个名字总会不时被提起。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影响了整个西方古典戏剧理念一样，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陌生化”（亦译“间离化”、“间离效”、“陌生化效果”等）为核心的史诗剧理论影响了现代戏剧的发展进程。在法西斯政权下神秘主义，信仰主义泛滥之时，布莱希特深刻批判了沉溺于反理性主义中的戏剧，试图用理性来挽救戏剧的堕落，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下改造戏剧的创作与表演，建立了一种非亚里士多德的独特的戏剧美学体系，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他的理性戏剧理论。 尽管布莱希特对纳粹时代盛行的享乐主义深恶痛绝，但他从不排斥戏剧的娱乐功能，相反他认为“使人获得娱乐，从来就是戏剧的使命”⑴。他也并不承认娱乐有高低强弱之分，认为艺术在完成他的娱乐使命时，是不分等级的“纵然有人谈论高级的和低级的娱乐方式，社会在艺术中看见一副冷酷的面孔，因为当他使人们获得娱乐的时候，他希望作高级的和低级的运动，而不受到干扰。”⑵ 但面对着剧场里那些使人迷醉，使人精神恍惚的低劣作品时，布莱希特觉得有必要对娱乐做出一番界定，因为他发现那些并不属于他的“娱乐”范畴中的东西，或者说是错误的娱乐观念，正占领着真正娱乐的位置，并将戏剧拖向毁灭的边缘。于是布莱希特将娱乐的历史发展理论放在我们面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人类的共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建立在这些共同方式上并作为这些共同生活的反映，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应有所不同。尽管，人们仍能从剧院中所上演的旧戏剧的那些事件中获得娱乐，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生活方式还十分相似，而人们在现代从戏剧这门艺术中获得的娱乐比古人少的多，那是由于还没有找到反映现实人们共同生活的、自己的时代应有的娱乐。布莱希特认为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决定人们共同生活的主要因素是科学。科学不断地以创新成果改造世界，但其精神并未真正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因为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从中作梗，使科学精神被阻挡在对人于人这间的关系的研究之外，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一研究得到科学精神的支持，他们剥削他人，破坏世界的本质将会被彻底揭露出来。布莱希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精神和人类社会关系研究之中搭建了桥梁，使得无产阶级开始看到科学精神渐渐走近的身影。作为服务于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生产劳动，戏剧的作用是使人们受到科学精神到来时的愉快，以及让“我们当中最热情，最有智慧和最活跃的人，从日常和实际的事件中获得的感受，见解和冲动可以供人‘享受’”。这些愉快和享受，布莱希特认为正式适合于那些“科学时代的孩子们”⑶的娱乐。 布莱希特希望戏剧发挥它的娱乐功能，这种娱乐是充满理性的，是合乎时代特征的，但剧场中飘出来的嘈杂之声，却让他忧心忡忡。布莱希特这样写道： 让我们走进这样一座剧院，观察一下它对观众所产生的影响。只要我们向四周一望，就会发现处于一种奇怪状态中的，颇为无动于衷的形象：观众似乎处在一种强烈紧张状态中，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虽极度疲惫，亦毫不松弛。他们互相之间几乎毫无交往，向一群睡眠的人相聚在一起，而且是些心神不安的做梦的人，像民间对作恶梦的人说的那样，因为他们仰卧者。当然他们睁着眼睛，他们在瞪着，却并没有看见，他们在听着，却并没有听见。他们呆呆地望着舞台上，从中世纪——女巫和教士的时代——以来，一直就是这样一副神情。看和听都是活动，并且是娱乐活动，但这些人似乎脱离了一切活动，象中了邪一般。⑷ 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戏剧有能力把我们充满希望的，被我们称作科学时代的孩子的朋友们，变成一群畏缩，虔诚的“着魔”的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那些拥有金钱和施发名誉权力的资产阶级不敢八人类关系领域中的科学精神引入戏剧，害怕无产者会从中看到他们罪恶的事业。 可是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巨大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真正的主义，只有他们才能反映人类的共同生活。因此也只有他们的“娱乐”才是真正的适合于新的时代的娱乐，娱乐的精神也必须与这些“科学时代的孩子们”所具有的，所需要的精神相契合。这种精神便是“理性的科学精神”。而戏剧也应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成为以科学精神解析社会中人类之间关系的舞台。使观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观众）从戏剧中所包含的批判立场中获得愉悦。因为这种批判立场是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和乐于见到的。 为了使科学精神能真正成为戏剧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

布莱希特的青年时代，适逢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福克等人，把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如《易经》、《道德经》、《南华经》、《论语》、《孟子》、《墨子》等纷纷翻译成德文出版，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兴趣。世纪之初的表现主义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持续不断的兴趣，又成了现代欧洲文学界一个典型的德国现象。汉斯·贝特阁翻译的《中国笛》、奥托·豪赛翻译的《李太白》诗选、阿尔伯特·艾伦斯坦翻译的诗集《黄色的歌》、克拉崩翻译的唐诗等曾经广泛流传。作曲家马勒的交响曲《大地之歌》，艾斯勒的《反战》清唱剧，都是采用中国古代诗歌谱写而成的中国的元杂剧也在世纪之交受到德国作家的关注，像克拉崩翻译改编的李行道的《灰阑记》，1925年在柏林德意志剧院的演出，对于推动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恰恰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诗歌和戏曲三个领域，布莱希特都有相当广泛的涉猎，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了深刻印记。

1937年流亡丹麦期间，布莱希特为了克服当时盛行的拘泥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艺术思维习惯，推动西方审美观念的变革，借助阿瑟·威利的英译本《中国诗歌170首》，翻译了7首中国诗歌，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发言》上。这是与他的戏剧革新步进行的文学活动。在翻译过程中，他对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这类抨击时弊，同情民间疾苦的讽喻诗，表现了由衷的偏爱。他赞赏白居易把诗歌当作“教诲手段”的艺术主张，尤其赞赏白居易诗歌那种令豪绅权贵“相目而变色”的艺术效果，让“农夫牧童耳熟能详”的艺术风格。白居易关于诗歌的主张和艺术风格，影响了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在流亡时期创作的例如《战争课本》那类“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明显带有《道德经》、《墨经》（即《墨子》一书“经上”“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合称）那种文字简洁凝练，内容深刻尖锐的风格特点。

大约从20年代中期开始，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据他的音乐家朋友艾斯勒记载，“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古典哲学给了他很大影响，当然是作为思想启发。”尤其是《墨子》的社会伦理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墨子的许多思想与某些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十分相似，有些思想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通的，所以有的德国学者径直称墨翟为“社会主义者”。在他阅读过的中国古代哲学中，他对《墨子》情有独钟，像他偏爱白居易诗歌一样。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布莱希特把一本“皮封墨子”随时带在身边，走到哪里，读到哪里，并以典型的中国哲学笔法，撰写了大量读书随笔，表达他对当前哲学论争和政治事件的认识，这就是在他身后出版的《墨子/易经》一书。 　读者在阅读布莱希特作品时，常常会发现两种十分抢眼的现象。

一是他的剧本在谋篇布局上普遍吸纳中国戏曲诸如连缀式结构、自报家门、题目正名、楔子、歌唱等元素之外，还常常以中国戏曲作品为蓝本进行创作。例如他的教育剧《例外与常规》，是套用张国宾《合汗衫》杂剧陈虎害死恩人张孝友，霸占其妻的故事框架创作的。《四川好人》是以关汉卿《救风尘》杂剧为蓝本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一看剧名便知它的蓝本，而对“灰阑断案”的故事框架，布莱希特反复运用了四次：第一次是创作剧本《人就是人》的幕间剧《小象》，第二次是在丹麦创作的《奥登西灰阑记》（未完成），第三次是在瑞典创作的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第四次便是流亡美国时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

二是他的剧作中常常出现一些与中国古典哲学有关的神来之笔，引起读者和观众的特别瞩目。如《三角钱歌剧》根据墨子和孟子关于人的伦理状况与财产的关系的议论所创作的歌词，一经舞台上演出，便在观众里产生了轰动效应，一句“先吃饱肚子，然后才能讲道德”，一时之间成了年轻人在街头巷尾表达对现实不满的口头禅。《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第一场戏的唱词：“谁要想靠战争过活，就得向战争交出些什么”，既点破了伤口的主题思想，也预示了大胆妈妈三个孩子将因其“可怕的特性”招致杀身之祸的下场。这些来自《庄子》“列御寇”和“盗跖”的思想，曾经凭着东方语言简明而深邃的智慧和鲜活性，震撼了西方观众的心灵。1938年版的《伽利略传》和《第二次大战中的帅克》，在主题思想构思和人物形象塑方面，都带有《易经》“遁卦”、“明夷卦”寓意的明显痕迹，人们在践行“内刚外柔”，“韬光养晦”之策的伽利略和帅克身上，分明能看到文王姬昌和箕子的影子。可惜，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忽略了对布莱希特与《易经》关系的阐释。又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布莱希特的诗歌、散文里都有十分精彩的艺术演绎。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研究过中国画“留白”的艺术功能，以克服西方审美观念的自然主义倾向。他听了艾斯勒的乐曲《描绘降雨的15种方式》，断定这首乐曲像中国的水墨画。布莱希特无论走到哪里，他的书屋里总要悬挂中国轴画，有时也悬挂书法作品，这在欧洲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为了研究中国音乐，他听过“七仙女”的录音唱片，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音乐像阿拉伯音乐，犹太民族音乐一样，是“史诗性音乐”。为了研究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他除了1935年在莫斯科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之外，流亡美国时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在一位华人陪伴下，去纽约唐人街一家广东剧院观看演出，饶有兴趣地研究那里的表演艺术、音乐伴奏、舞台装饰、剧场效果等等。布莱希特档案中第一件藏品，是他从美国唐人街购买的一座“福星”木雕像，它那伸开双臂洋洋得意的形象，启发了布莱希特的创作激情，他曾计划以福星为主角写一部歌剧《福星旅行记》，表达人类追求幸福的正当性。可惜他走得太匆忙，未来得及完成，只留下四首“福星之歌”。更令人惊讶的是，到了晚年他张口便是中国式的比喻。他的朋友们都记得，当他谈起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弊端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有一匹马，它一条腿瘸，一只眼瞎，可它是我的马，而且我只有这匹马；当人们谈起对待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态度时，他脱口而出：我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出色的刀斧手，便剁掉自己双脚。这些来自中国哲人的比喻和智慧，常常令朋友们叹为观止。布莱希特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可他的中国文化知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熟悉他的人发现，晚年的布莱希特身上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谦恭与和善。这显然是他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