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年7月24日—1870年12月5日），人称大仲马，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以小说和剧作为主。

代表作有：《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剧本）、《基督山伯爵》（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长篇小说）等。

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先后参加了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革命、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等活动。

2002年，大仲马去世132年后遗骸移入了法国先贤祠。

大仲马小说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情节曲折生动，往往出人意料，有历史惊险小说之称。结构清晰明朗，语言生动有力，对话灵活机智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大仲马也因而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

人物经历

大仲马于1802年7月24日生于法国的维勒-科特莱（靠近巴黎）与母亲相依为命。

大仲马在10岁以前便通读了英国作家笛福的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法国作家费纳龙宣讲人情世故的小说《泰雷马克》、作家德姆斯吉埃写的有关神话的著作《给艾米莉的信》。

15岁时，大仲马被送进莫奈松律师的公证事务所当一名办事员，专门把各种公证文件送到周围的村子里请当事人签字。

18岁时，大仲马跟拉朋斯学习意大利语和德语。他们一起翻译18-19世纪之交的意大利作家乌戈·弗斯科洛的小说《雅可波·奥尔蒂的最后几封书信》。

1823年，出于对戏剧事业的向往，21岁的大仲马只身来到巴黎，先在奥尔良公爵秘书处做了一名文书抄写员，得以解决自己的栖身之所和温饱问题。大仲马从小酷爱戏剧写作，在公爵舒适宽大的写字间里忙里偷闲，动笔撰写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文思敏捷的大仲马通宵达旦地伏案疾书。

1824年7月27日，与卡特琳娜·拉贝生下一个男孩。同父亲一样，儿子也起名叫亚历山大（即小仲马）。

1825年，大仲马参加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

1828年，五幕诗体正剧《克里斯蒂娜》完成了。

1829年，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问世，法兰西剧坛为大仲马的处女作喝彩。不久，巴黎大剧院便上演了这部剧作。雨果和众多的浪漫派作家前往剧场观赏，并认为这是浪漫派的一个不小的胜利。剧本描写了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国王和反动贵族之间的争斗、欺骗、阴谋。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一剧是大仲马一生中最优秀的剧作。

1830年，剧本《克里斯蒂娜》问世，在1830年3月30日举行首场演出。《克里斯蒂娜》上演成功，仲马紧接着就投入了另一个剧本《安东尼》的写作。同年7月脱稿。

1830年大仲马参加了“七月革命”，他反对复辟王朝，要求改革政治，广开言路。

同年7月29日下午，起义者向复辟王朝的最后一个堡垒——士伊勒里宫发起攻击。大仲马参加了这场战斗，并且是最先冲进宫内的战士之一。仲马在人群熙来攘往的市政厅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起义军缺乏弹药，仲马向拉法耶特将军毛遂自荐：苏瓦松和拉费尔这两个地方储存有大量弹药，他可以去弄一些来。仲马终于说服了拉法耶特将军。最终去苏瓦松弄来的3500公斤弹药送到了巴黎市政厅。

七月革命胜利以后，仲马本想在政治舞台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但路易·菲利普的态度使他十分扫兴。仲马发现自己不是路易·菲利普所需要的那种人。回到家里，他起草了辞呈。

仲马辞去图书馆馆员的职务后，随即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部队。仲马当选为第四炮兵连副连长。他还指挥过全连的军事训练。不久一位上尉辞职，经一致推选，仲马补了这个上尉的空缺。

路易·菲力普对共和主义者的步步进逼，使仲马心头的愤懑有增无减。由于路易·菲力普对他的第一份辞呈毫无反应，他又写了第二份辞呈，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831年，大仲马在法国炮兵部队任副连长，他经常在士兵中散布憎恨王朝复辟的政治观点。由于他激进的共和观点，他的名字已经载入当局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上。逃出国门之后，大仲马到处飘泊，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1831年5月3日《安东尼》面世。1832年2月《泰莱萨》问世。

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仲马独自或与人合作写成的大量剧本中，值得一提的有：爱情题材的《卡特琳娜·霍华德》（1833）、以刚去世的英国著名话剧演员基恩为主人公的《基恩》又名《放荡与天才》（1836）、描写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故事的《卡里古拉》（1837）、与瑞尔拉·德·奈瓦尔合写的爱情题材的正剧《炼金术士》（1838），以及1839年至1843年间写的喜剧《贝尔·伊尔小姐》、《路易十五时代的一桩婚事》、《圣西尔的小姐们》等。

1838年5月3日到6月23日，《世纪报》连载了他的中篇小说《保尔船长》。

1839年8月31日至9月3日发表的短篇小说《残酷的皮埃尔》。

1840年后，归国的大仲马开始和别人合作，为报刊撰写连载小说。

1842年，发表以18世纪奥尔良公爵菲力普摄政时期为背景的《阿芒得骑士》。

1844年，发表以17世纪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的《三个火枪手》。

1845年，发表以16世纪宗教战争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的《玛尔戈王后》，以17世纪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的《三个火枪手》续篇《二十年后》。

1846年，发表16世纪宗教战争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的《蒙梭罗夫人》。

1847年8月，仲马又在以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话剧《红屋骑士》中，以旧的波旁王朝隐喻七月王朝，发出了武装推翻七月王朝的呼吁。1847-1848年间，发表16世纪宗教战争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的《四十五卫士》。

1848年革命时期，大仲马身着戎装，带兵进攻巴黎。每当清晨来临之际，他把自己编辑印刷的报纸分发给市民们，宣传自己的共和思想。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后，大仲马持反对态度，只好流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60年，他前往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

1848-1850年，发表以17世纪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的《布拉热洛纳子爵》。期间还发表了以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兆为背景的总题为《一个医生的回忆》的一组小说《约瑟夫·巴尔萨莫》（或译《风雨术士：巴尔萨莫男爵》、《大野心家》，1849年），《王后的项链》（1849-1850年）。

1851年，发表《昂热·皮都》。

1852-1855年，发表以路易十五亲政时期为背景的《克莱弗的奥兰普》（1852年）、以复辟王朝为背景的《巴黎的莫希坎人》（1854-1855年）及《沙尔尼伯爵夫人》（1852-1855年）。

1857年，发表《耶户一帮子》（或译《双雄记》、《杀手与侠盗》）。

1858年，发表以七月王朝为背景的《马什库尔的母狼》。

1867-1868年，发表以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动乱为背景的《白党与蓝党》。

1868年从勒阿弗尔归来以后，他经常头晕目眩，只能偶尔读读自己的旧作。

1869年，他遵照医嘱去布列塔尼的一个僻静角落休息，同时为出版商勒麦特尔编写一本《烹饪词典》。不过他已筋疲力竭，未能完成这项工作。

1870年春天，大仲马又去法国南方疗养。7月回到巴黎，普法战争--他在《普鲁士恐怖》中预言的那场战争爆发了。小仲马赶在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之前把他带到自己在诺曼底省第埃普城附近的海滨别墅。人们向他隐瞒着法军在战场上惨败的真相。他已经严重失去记忆。

1870年12月，大仲马卧床不起，他嘱咐家人去请一位教士。但是，12月5日当昂德里约神父到来时，他已经失去知觉。当晚10时，他死在女儿玛丽的怀中，享年68岁。12月8日，大仲马的遗体临时葬在离第埃普一公里的涅维尔小教堂的墓地里。第埃普市政委员会的代表团和一些作家、艺术家出席了葬礼仪式。在第埃普避难的巴黎日姆纳兹剧院经理蒙蒂尼代表逝者的生前好友发表了演说。

1872年4月16日，在巴黎附近大仲马的故乡维莱尔--科特莱，举行了正式安葬仪式。

2002年11月30日，他的遗骸由他的家乡运抵巴黎，移放在名人身后殿堂--巴黎先贤祠，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等人士出席了仪式。大仲马是第72位进入先贤祠的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也是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和马尔罗之后第六位进入先贤祠的法国作家。

个人生活

父母

父亲：托玛·亚历山大·仲马

母亲：玛丽·路易丝·拉布莱

妻子和情人

伊达·费里埃（合法妻子）

卡特琳娜·拉贝（小仲马之母）

贝尔·克莱勃萨默尔（玛丽·亚历山大之母）

艾米莉·科尔吉埃（米卡埃拉·克莱莉·若赛法·艾丽萨白之母）

子女

儿子：亚历山大·仲马（小仲马）

女儿：玛丽·亚历山大、米卡埃拉·克莱莉·若赛法·艾丽萨白

主要作品

注：大仲马的文学作品许多研究大仲马的专家都作过统计，但他们统计的结果很不一致。斯特洛夫斯基说有1384本；勒诺特尔说有300本；莫里亚克说仅小说就有500、600卷。格里奈尔提供的数字最为详细，按最齐全的一种十八开版本计算，大仲马的纯文学作品有：小说150部，300本；戏剧25本，其中包括57出正剧、3出悲剧、23出喜剧、4出歌舞剧和3出喜歌剧。

创作特点

戏剧

大仲马的戏剧创作活动对浪漫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的《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最早为浪漫派戏剧开辟了道路，也使他成了浪漫派戏剧的先驱者之一。

大仲马戏剧创作背景取材极为广阔，如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以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为背景，而五幕剧《安东尼》则是以复辟王朝的上流社会为背景。

作为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阵营中的一员，他主张废除掉古典主义给戏剧定下的众多的清规戒律。他和许多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样认为戏剧要向观众展示生活的激情，观众才会为之感动。他在1829年所创作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里，就开始体现出他这样的创作理念。这部初登文坛的戏剧作品实际上也是他自己本人性格的最好的诠释。

小说

叙事

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叙述的对象并加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是大仲马历史叙事小说的显著特色。在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中，历史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真实与客观，而是以娱乐为唯一的旨趣。因此，将历史进行通俗化的描写是大仲马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最主要成就。而他独特的创作理念却与追求客观真实的再现历史的史学目标相迥异。所以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史上并不拥有崇高的地位，却拥有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相比数量众多的读者。

大仲马在通俗历史叙事小说的创作领域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尽管许多的文学史的撰写者在评价他的历史叙事小说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他在世界上拥有的读者数量众多，但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却不享有崇高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在创作历史叙事小说时的态度。他曾经公开的表示历史只是一枚用来悬挂他的小说的钉子，同时他在文学上也从来不承认自己从属于什么流派或者树立了什么样的旗帜，娱乐是他进行历史创作的唯一旨趣。

对于大仲马叙述历史的方式，莫洛亚认为在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中，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时作家一方面把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为小说的一股线索加以叙述；另一方面又把虚构的英雄人物作为另一股线索加以描述，让虚构的英雄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活动，使他的历史叙事小说中所记录的历史看起来真真假假难以分辨。而小说则成为了大仲马笔下表现这种宏大的历史场景的主要文体形态。

大仲马几乎不用单纯的叙述，而是用对话来交待历史背景和故事的发展。很多主人公的身世也都是在对话中交待的。多数对话都十分简短有力，有极强的节奏感。

写作风格

在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蒙梭罗夫人》中大仲马曾这样说到：“历史事件有这样一种特性，那就是他们往往把自己的重要性表现在先于它而出现的环境中。”这体现了作家重视历史叙事小说文本中对于历史大背景的描写力求逼真化的原因。因此，尽管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常常由于为所欲为的随意改变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遭受非议，但是众多的外国读者了解法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体会法国历史的交替变更是从阅读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开始的。

大仲马将小说这种文体形态与历史紧密的结合起来，因为小说的文体特点是能够容纳巨大的社会生活，这样就可以展现出大仲马宏大的历史叙事手法，将作家的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素材与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结合起来，从而在虚构的故事中包含了更多的真实的历史。他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小说对历史时代背景的描写气势恢弘。

大仲马英雄主义的历史观体现在小说文本的内容上。大仲马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发展与变化都是由杰出的人创造的，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人总是左右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观念体现在他一部分小说文本的书名上：例如《基督山伯爵》全书的内容是围绕着水手埃德蒙·唐代斯的复仇展开的，基督山伯爵则是小说所着重表现的中心人物。又如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红屋骑士》全书围绕着红屋骑士营救路易十六的皇后展开，书名也反映了红屋骑士是本书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

大仲马让众多的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人物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一同出场。在小说中参与历史的发展过程，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即使面对时间跨度较长，人物众多的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也有条不紊。因此大仲马在历史叙事小说中所建构的历史世界获得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赞誉。

可以说，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是不断的用英雄建构历史，用历史塑造英雄，又把英雄与历史融进小说中。这三者是彼此建构，彼此依赖。

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为基础并且加入了自身的主观想象与虚构。作家将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的混合描述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叙述故事。因而，以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分析小说文本中所蕴藏的历史感以及人文关怀为标准去评价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时，大仲马的小说文本在文学史上并不享有崇高的地位。

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不以客观真实为既定的目标。完全不指向历史史实本身。而是在历史空间之中选取一种可能性作为指向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则是作家本人所构筑的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历史。

这种手法是大仲马历史叙事小说中更为强烈的偏离历史的倾向。但是由于素材都选自于历史事件，一切又都是围绕着所叙述的历史事件进行，所以历史题材本身又具有一种凝聚力。因此，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是偏离历史中心的同时重构历史。

大仲马后期的许多历史戏剧都是根据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畅销历史叙事小说所改编的。这从侧面说明大仲马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小说中包含了易于改编为剧本的戏剧化元素。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多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在描写跨度较大的历史事件表现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时，总能给予读者连贯、一气呵成的阅读感受。其主要原因是大仲马运用戏剧的创作手法去创作小说。去除长篇历史叙事小说中过于冗长的叙事方式。

仲马的主要文学成就在历史叙事小说的创作方面。而且他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小说大多是长篇的历史叙事小说，而历史叙事小说作为小说它同样也是一种渐变的艺术。历史冲突的过程表现为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而每个章节的场景的转换，融入静态的布景元素增加了小说戏剧化的效果，相应的直接用大量的对话去推动情节的发展造成了叙述者的缺席。可以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的体现出来，增加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抗性。

大仲马是从写剧本开始写作的。在他的小说中，对话占有极大的

比重。这实际上是保留了写剧本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大仲马的小说是戏剧化的。他的小说很容易改编成剧本。

　　对话在他的小说中起着多种作用，首先是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大仲马很少对他的人物做长篇的描述，人物的性格多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显示出来的。

作者有时只用一句话就点化出人的精神面貌。如《基督山伯爵》一开始，邓蒂斯回到了马赛，很悲痛地向船主人老摩莱尔报告：“我们失去了勇敢的船长黎克勒。”接下来一句是：“货呢？”船主焦急地问。只用两个字就把摩莱尔关心货物胜于关心人的精神状态准确地表现出来。老摩莱尔是个正面人物，但他毕竟是资本家。

英雄形象

小说文本中的英雄在作家所塑造的历史真实的环境中活动。这些人物形象勇敢、机智、热爱冒险并且把这种冒险的经历作为一种乐趣，最后往往因为巧合与胆量成就一些常人无法企及的事情，从而推动和改变历史的发展。例如《三个火枪手》中的极赋冒险精神的第四个火枪手达达尼昂以及他的三个伙伴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蒙梭罗夫人》中的勇敢的法兰西英雄比西；《玛戈王后》中的忠于彼此友谊的拉莫尔和科科纳；《双雄记》中极力刻画的罗朗与摩冈；《红屋骑士》中为了营救路易十六的皇后而被杀的红屋骑士等等。大仲马都在以与常人迥异的英雄形象去建构出文本中的历史。

大仲马式的英雄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小说文本中的英雄形象，总是具有超乎寻常的举动和魄力。这些英雄形象大都勇敢、善于谋划、即使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仍有自我的性格，有驾彻局势的能力。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也具有正义，高尚的侠义精神。这与英雄的精神面有相契合的联结点。

然而不同的是大仲马式的英雄已经不再具有较高的精神价值。在评价《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形象达达尼昂时，译者这样说到：“达达尼昂，他差不多什么都贪，贪图功名、金钱、地位、女色等等。正是贪欲激发出的冒险精神，使他走上了一条充满诱惑的人生之路。”

大仲马式的英雄更多的是让人理解财富、身体、感官的含义。他们并不具备英雄的精神价值，这些英雄只是在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中实现了较低的价值。他们更能引起的是读者的痴迷而不是崇敬。尽管这些英雄形象还具有英雄的气概，这类英雄的是从普遍存在的价值意识中塑造出来的，它是英雄重构的产物。因而，即使这些形象仍能实现常人无法实现的事迹，但是他已经不再具备英雄的价值。

人物影响

亚历山大·仲马，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自他登上浪漫主义文坛时起到1870年去世时止，在他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通俗历史叙事小说，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历史叙事小说在法国乃至全世界拥有着数量众多的读者。他对历史的写作手法至今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法国文学史上，大仲马与欧仁·苏并列，成为了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阵营中最杰出的通俗历史叙事小说的作家之一。

大仲马在通俗历史叙事小说的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从法国本土看，安德烈·莫洛亚就曾写作《大仲马传》和《三仲马》，目的是为了介绍大仲马的生平和创作过程以及家庭对他创作的影响。尽管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拥有的读者数量最多，但是却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矛盾。大仲马在法国文坛不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并且对大仲马本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在法国本土也是带有偏见的。但是这并未影响读者对大仲马历史叙事小说的喜爱。2002年继伏尔泰、卢棱、雨果、左拉和马尔罗安五位之后，大仲马的遗骸被迁往先贤祠。

人物评价

他的为人像夏日的雷雨那样爽快，他是个讨人喜爱的人。他是密云，他是雷鸣，他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谁都知道，他待人温和，为人宽厚，就像大旱中的甘霖。 （维克多·雨果评）

大仲马的长篇故事始终受到喜欢历史的神奇性的读者所赞赏。 （法国作家布吕奈尔评）

大仲马之于小说，犹如莫扎特之于音乐，已达艺术的顶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人能超越大仲马的小说和剧本。 （英国作家萧伯纳评）

他的作品广阔不驯，但是由于他的血统与出身，法国的本土对他就有不公正的评价。 （法国总统希拉克）

轶事典故

姓氏

1802年7月24日，大仲马出生在法国东北部埃纳省的维埃·科特莱。他的祖父是一个贵族，然而父亲却是祖父与黑奴生下的混血私生子。当他的父亲要参加拿破仑的军队时，祖父认为他的出身有辱门庭，于是，他只能用“仲马”这个黑奴的姓氏。

枪手

奥古斯特·马盖是大仲马的写作助手，甚至很多时候亲自为大仲马捉刀，大仲马本人拥有多位写作助手。

大仲马和奥古斯特·马盖曾在1840年代席卷巴黎文学圈，奥古斯特·马盖一般会向大仲马提供一份手稿，很多时候大仲马所要做的就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们以这种方式出版了10多部小说和剧本。但到了1858年，始终得不到名分的奥古斯特·马盖终于没有耐心了，他把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给予自己名分并分享作品带来的权益。奥古斯特·马盖只获得了经济补偿。虽然大仲马承认，奥古斯特·马盖给了他很多写作上的帮助，但他坚持认为作品乃自己一人完成。其实在大仲马死后，文学界对这位受人民爱戴的作家一直很暧昧，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大仲马是“枪手文学”和“商业文学”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