濑户利春是研究中日战争的日本资深学者,在其所著的《日中全面战争序幕:“第二次上海事变”》一文中提到这样的细节:“上海会战期间,曾是德国驻日武官的法尔肯豪森摇身一变,以中国军事顾问身份亲赴前线指挥,即便这一行为受到德国当局的斥责,他也不后悔。”据档案记载,抗战前夕,中国先后邀请过100多名德国现役或退役军人担任顾问,他们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成绩最大的就是末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
参与对日战备
作为职业军人,法尔肯豪森曾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军有过细致研究。1934年7月,他被德国政府派到中国,最初任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塞克特的副手,1935年塞克特回国后,法尔肯豪森继任团长,直到1938年被希特勒强令召回。
和塞克特积极协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同,法尔肯豪森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中国对日战备上。1935年7月31日,他以国民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强调“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这番振聋发聩的言辞明确告诉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派,奉行已久的“不抵抗”政策已然没有出路。
同年8月20日,法尔肯豪森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应付时局对策”建议书,认为一旦对日全面开战,中国军队的战略布势不能局限于固守长江,不能“不战而弃守华北”,必须将自己的战场纵深北推至河北省保定、沧县一线。同时,中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采取积极行动,防止日军溯江深入武汉,将中国内陆一分为二。法尔肯豪森还在另一份文件里规划对日用兵的细节,“凡(国民政府)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南京),二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观察1937年抗战正面战场的形势,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尔肯豪森当初的战略构想基本得以实现,中国军队一方面在华北节节抵抗,一方面又在上海另辟“第二战场”,打乱了日军自北向南的进攻轴线。
锤炼精锐之师
除了协助中国制定战略规划,法尔肯豪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中国军队整训进度。长久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基本按照北洋旧制编练,战斗力落后,法尔肯豪森帮助国民政府编练了约8万陆军,编成第87、88、36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正是他们在淞沪战场打得日军丧魂落魄,日本人称这些部队为“可恨之师”。
法尔肯豪森还打算以这些部队为样本,分批完成60个中国师的整编,到全面抗战爆发时,约有35个师大致完成整编。虽与当初设想有差距,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已焕然一新。濑户利春援引一名侵华日军军官的话说:“受到德国顾问团训练的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的表现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
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频繁活动,令日本政府非常不安,于是利用德国希望与之结盟对付苏联的心理,要求德国撤走军事顾问。起初,德国采取两面手法,没有强行撤走顾问团,而是在1937年11月电令法尔肯豪森,要求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劝说国民政府罢战修和,向日本做出“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史料记载,法尔肯豪森确实配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游说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在应付完柏林交办的差事后,法尔肯豪森仍像以往一样参与战事。
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提到,1938年台儿庄大战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在那里见到法尔肯豪森。当谈及中日战事时,法尔肯豪森显得非常激动,因为国民党军队未能像他建议的那样乘胜追击,给予日军更大打击,“法尔肯豪森强烈建议蒋介石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可是蒋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团调到徐州前线,届时就来不及了”。
1938年4月,德国终于承受不住日本的压力,决定撤回全部顾问。法尔肯豪森向德国政府递交报告,指出顾问团成员均以个人名义受雇于中国政府,合同要到1939年才到期,此时离开有困难。但德国政府“联日弃华”决心已定,严令法尔肯豪森等人必须回国。无奈之下,同年6月,法尔肯豪森等人启程回国。
回到德国后,法尔肯豪森以步兵上将的军衔参加欧洲战事,1940年被任命为德国驻比利时占领区的军事总督。因参与反纳粹的秘密组织,1944年,法尔肯豪森被纳粹当局逮捕,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才被美军救出。不过,他还要面临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1951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66年7月,法尔肯豪森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