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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灭亡后女真文化得到传承

金朝国势衰落后,1215年,其将领蒲鲜万奴自立为王,国号大真。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改国号东夏。1233年,东夏为蒙古所灭,沦为蒙古的藩属。东夏占据的东海地区属女真故土,一直是东部女真聚居区,女真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东夏立国时间不长,虽然对女真社会发展有所推动,但从长远看,这种推动力和影响力不大,当地女真人并未像南迁的女真人那样被汉化。相反,他们将先后迁入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融合,即女真化。明代,以东部女真为主体的女真族逐渐复兴,史称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他们传承女真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民族特征。

女真诸部使用共同语言

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在民族诸特征中,语言较为稳定,变化最慢。元明女真与辽金女真一样,操女真语,不仅女真地区的女真人如此,而且明朝辽东东宁、三万、辽海等卫的女真人也一直操女真语,朝廷往往从中选拔女真通事(翻译),“盖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据《辽东志》载,辽东的女真通事,成化年间有七人,弘治年间有八人,正德年间有二人,嘉靖年间有五人。

记载明代女真语言文字的资料,流传下来的不多,主要有永乐年间编定的《女真译语》,即《女真馆杂字》和《女真馆来文》,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女真字近700个。此外,还有明末会同馆编的《女真译语》,共收女真语单词和词组1155条,无女真文字和进贡表文,仅用汉字记录了当时的女真语音。《女真译语》是女真通事们编辑的读物,成为后来研究女真语的重要资料。明末,努尔哈赤兴起,他一再强调首要目标是统一“言语相同的诸申(女真诸部)”。可见,女真诸部使用共同的语言。

《辽东志》在记述黑龙江流域各族分布和文化习俗时,只提到以松花江流域生女真和熟女真为代表的“女直”语言相同。当然,他们操用的语言与黑龙江下游诸族的语言有异或完全不同。《重建永宁寺记》则说到,明朝使者前往奴儿干等地,会遇到语言障碍,“非重译莫晓其言”,表明沿途诸族并未形成统一的语言。明朝往往要以操女真语的海西女真为中介,经辗转翻译,才能与其他诸族沟通。

女真文字在传承中发展

女真文字创制于金初,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先后颁行。经元入明,女真文字仍在汉区和女真地区行用。明代,女真赴京朝贡,要进呈表文,表文用女真文字书写;朝廷发往女真各部的敕谕或任命女真官员的敕书,也用女真文字书写,例如:永乐元年(1403),明朝通过朝鲜李朝招谕图们江一带的斡朵里、兀良哈等部,敕谕行文即“用女真书字”,李朝君臣看不懂,只得“使女真说其意,译之而议”。永乐时,女真馆编辑的《女真译语》收入了一些女真词汇和表文,以供有关官员学习和使用。其时,女真致书朝鲜李朝,也往往使用女真文。此外,女真人私下书信往来,也行用女真文字。

明中叶,一些海西女真部落已不用女真文,而行用蒙古文。随后,朝鲜李朝发往建州女真的书信“用女真字、蒙古字翻译书之”。在建州女真中,蒙古文也逐渐取代女真文,出现了“汉字、女真字皆不知”的现象。到努尔哈赤兴起时,“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明代,女真逐渐废弃表意的女真文字,学习并采用了拼音的蒙古文字,这在女真文化史上是一大进步。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新的女真文字,史称“老满文”。这种拼音文字优于原先的女真文字,是女真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

民族习俗呈现多样性

元明两代,朝廷对女真实行“随俗而治”或“俾仍旧俗”的政策。就女真社会制度来说,大略有三:一是“生儿年长即异居”,一旦儿子成年,就娶妻成家,分家另过。这种个体家庭有的仍依附父、祖家族,从事劳作及其他社会活动;有的则脱离父、祖家族,从原来的村寨、部落乃至部族游离出来,附属于其他村寨、部落乃至部族。二是世袭制,采取父子袭替或兄终弟及。各部落酋长是世袭的,朝廷任命的女真官员也相应世袭。一般说来,由嫡长世袭,而后是次子,再后为兄弟。三是家内奴隶制,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已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大小酋长皆奴役奴隶,来源主要依靠掳掠辽东汉民和朝鲜边民。

入明后,随着朝廷的招抚,女真诸部逐渐南迁,兼营农耕、畜牧和渔猎,文化习俗具有兼容并蓄的多元性。渔猎一直是女真人的传统生业,使他们养成了“喜射猎”的传统习俗,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就是从集体围猎演变而来。畜牧在明代女真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放牧马、牛、羊群,弯弓驰射,练就了“善骑射”的本领。农耕对女真人来说并不陌生,辽代女真人就“喜耕种”,“以耕凿为业”。随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徙并定居辽东“边外”,其农耕经济更有长足发展,海西女真“屋居火食,差与内地同,而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建州女真“喜耕种,善缉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在多种经济类型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习俗,便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

在婚嫁方面,女真存在收继婚风俗,“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婚嫁有纳采纳币之俗,内容大致相同,唯贫富有别而已。在丧葬方面,土葬与火葬并行,有“烧饭”遗风。祭祀之礼有“祭天”和“月望祭七星”。“若有疾病”则“祈祷”,即请萨满跳神。在女真传统的文化习俗中,发式和服饰是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识。据《三朝北盟会编》载,辽金女真“妇女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元明女真承袭这一发式,朝鲜人称之为辫发。辽金女真的服饰,据《大金国志》载:“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为便于骑射,他们的服装多为短襟,紧身窄袖,皆左衽。这种款式也为元明女真继承和发展。

形成独特的民族认同

在长期的共同文化沉淀中,女真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民族认同上。元明女真怀念故国,一直不忘先辈创建金国的业绩。元代后期,女真诸部不堪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不断进行反抗,有的公开打出“大金子孙”旗号,以复兴故国相号召。明代弘治十年(1497),斡朵里酋长童所老加茂之子童清礼在朝鲜李朝为官,奉命出使建州,他在与建州卫首领达罕等人交谈时,追述金朝,情不自禁地说:“大金乃我远祖,其强莫盛”,切实表达了女真人的民族认同感情。

明末建州女真兴起时,首领努尔哈赤也以金朝后裔自居,把自家的姓氏改为爱新觉罗,奉“金”为国号。《旧满洲档》和《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多处称金朝为“我们金国”、“我们先朝金国”,尊金朝皇帝为先帝。努尔哈赤之所以一再打出复兴金国的旗号,不是他个人一时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适应元代以来女真复兴的潮流,增强女真民族的内聚力,以实现其统一女真诸部、建立并巩固女真政权“诸申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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