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爵位，爵位之首为“公”，在金文铭文中，“公”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在贵族死后所拥有的尊称，其二就是贵族在生前所拥有的尊号。其中死后尊称的数量较多，就比如早期西周著名的青铜器利簋，在明文的结尾“作檀公宝尊彝”，这路面的“檀公”既需要以“宝尊彝”纪念，所以为死后尊称。这种尊称使用极为广泛，也与政治地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我们不将其列入讨论。
后一类“生前尊称”的数量较少，但是极为重要，我们首先来看西周早期周康王时代的重要器物夨令方彝，其铭文为：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大意：八月甲申，周康王命令周公之子明保统辖“三事四方”，将卿事寮交给他掌管……十月癸未早晨，明公到达了成周……)
这篇铭文中，明保是周公旦之子，在获得了天子“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的任命之后，则被称为“明公”，这样的转变暗示明保并未继承周公旦“公”的“爵位”，只是在接受了天子的任命之后才成为了“公”。
当然，一些历史爱好者会辩称周公旦的长子为鲁国国君伯禽，周公旦的“公爵”应当是传予长子伯禽，因此明保才没有继承爵位，在天子册封之后才晋升“公爵”。
然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鲁侯簋铭文则表明这种说法可能并不那么站得住脚：
隹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才遣，鲁侯又繇功……(大意：天子命令明公派遣三族进攻王朝东部，在遣地，鲁侯作战有功)
在铭文里，进攻东国的总指挥是领受了王命的“明公”，鲁侯追随明公获得了战功。由此可知，鲁国国君被称为“鲁侯”，不管这位鲁侯是初代鲁侯伯禽还是其后代，都可以证明周公旦的所谓“公爵”并未传予伯禽一系。
综合夨令方彝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出，明保被尊称为“公”并非因为其父为周公旦，而是获得了“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的任命，这与爵位的定义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西周的另一件与“公爵”有关的青铜器也可证明“公爵”与任命有关，而非继承自父祖。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班簋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铭文中有：
隹八月初吉，才宗周，甲戌，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亟……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呈戈]人伐东国……(大意：八月甲戌在宗周，周穆王命令毛伯接替虢城公的职位，保护天子，率领四方……穆王命令毛公率领各邦国君长、步兵和车兵、[呈]戈人进攻王国东方……)
在班簋铭文中我们也看到了和明保称“公”相似的情况，铭文中的主人公毛班最初被称为“毛伯”，在接受了“虢城公服”、授命“屏王位，作四方亟”之后，才被称为“毛公”，换言之，毛公的“公爵”也是在接受了王命，成为王朝重臣之后才拥有的特殊身份，而非继承自其父祖(毛伯一系同样源自周公旦)。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才周邵宫，丁亥，王各于宣榭，毛伯内门……
可见毛氏通常称为“毛伯”，并不具有“公”的“爵位”，只有毛伯班在接受了王命统御四方之后才被称为“毛公”，他的“公爵”并没有在他死后传给自己的后代。
“公”原本的含义应当是对高龄长者的尊称，如周人的先祖“公刘”、周文王的祖父“公亶父”等，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之称呼位高权重的王朝重臣尊称，则是“公”原始含义的延伸。
综上所述，“公”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确实出现了，但是这个称呼主要是用于尊称王朝重臣，而与五等爵制中最高等的“公爵”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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