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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是如何成为春秋霸主的?齐桓公人物评价介绍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是齐国第15位国君,在位42年。可能还有部分朋友不知道齐桓公的本名叫什么,齐桓公姜姓,名小白,放在今天大家可能还觉得姜小白这个名字挺萌的。不过齐桓公的行事作风和“萌”可沾不上边,作为春秋霸主,齐桓公究竟是如何达成这样的成就的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齐桓公认管仲为相国,推行改革,让齐国逐渐富强。下面就为大家简单讲讲齐桓公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起来看看吧。

“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实的只有三位: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三人中间,楚庄王是“蛮夷”的头子,出身本来就有“问题”。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楚庄王统率“南夷”北进中原,问鼎之轻重,害得中国命系一线,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儿的“公敌”。所以,他际会风云,一鸣惊人,爬上霸主的宝座,对那些诸夏本位论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纯粹是屈辱的标志,只是迫于形势,大家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腻腻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来。由此可见,楚庄王尽管神气活现,踌躇满志,但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蝇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汉书·王莽传》)。

晋文公当然不同,他是咱华夏自己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头地,大伙儿不会有心理上的障碍。事实上,晋文公也的确够争气,上台没多久,便施展拳脚,几个回合下来,便让那曾经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楚国好汉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使诸多中原诸侯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重新露脸的时候。就霸业之盛、声誉之大而论,晋文公无疑属于春秋历史上的顶尖人物。可惜的是,他做事过于张狂,不大计较轻重,口口声声尊重周天子,其实视天子如玩偶,呼来唤去,肆无忌惮。这如何不教人对他的行为持几分保留。加上他机心太重,韬略太多,用兵讲求诡诈,谋事注重算计,更给人留下老奸巨滑的印象。无怪乎孔子对他要不无微辞了,“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既然是“谲而不正”,那么晋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几个折扣。

宋襄、秦穆不够资格,晋文、楚庄又不无瑕疵,那么“五霸”之中,也就只余下那位齐桓公了。于是,人们便把齐桓公抬出来充当“五霸”的典范,孔夫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的态度同样鲜明,说是“五霸桓公为盛”。他们这么说,可不是兴之所至的信口开河,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反映。齐桓公身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怀念乃是不争的事实,他生前的许多做法也曾为后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641年,鲁、蔡、陈、楚、郑、齐多国诸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赶到齐国搞会盟,中心的议题便是所谓“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左传·僖公十九年》),这等于是举办了一场为齐桓公歌功颂德的专题国际论坛。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集十三国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北)开大会,在礼仪方式的选择上,楚灵王也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向齐桓公看齐,“吾用齐桓”(《左传·昭公四年》),透露出他企图步齐桓之后尘,号令诸侯的勃勃雄心。这些史实说明,齐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义上的霸主,他身上所体现的才是纯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领袖风度,孔子说他“正而不谲”,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齐桓公的“正”,说白了也简单寻常,就是他的处事,从根本上合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节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这种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实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的厉害是他的太极推手功夫,核心不过是两个字——稳重。稳重,再稳重,如果细加体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大手笔。

齐桓公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稳重。由于稳重,他才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认真汲取教训,尽快刹车,条条道路通罗马,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黑道走到底,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事情是越来越糟糕,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挽回。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他刚登基时,也一样是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管子·中匡》)。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按着自己的性情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为自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得以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得以平复下来。既然凭借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还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看来是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的稳重,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战略利益的内涵有多大,战略目标的设定有多高,而关键要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许可,那么,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你齐国岂能称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正确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既压制了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了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做“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之者也”。

于是,齐桓公与楚国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陵)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于是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巧妙妥协的做法,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可它恰恰是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齐桓公的稳重,更表现为他善于把握时机,算账算得十分精明,从不做赔本的买卖,总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换回最可观的利益,不费多少功夫而赢得充分的好处,不损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声。成本要低,回报要大,这是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评估任何战略决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标。“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绝不是聪明人所干的事情,在战略运用上,与其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战略利益是要争取,但要争得巧妙,争得自然,争得冠冕堂皇。否则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话柄,留有后遗。

齐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稳、求全,善于借力,走间接路线,做到名利双收。他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几件大事,如迁邢、存卫、救助周室等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买卖。譬如,他迁邢、存卫,并不是在邢国与卫国一遭到戎狄的攻击,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当局势明朗之后才展开行动,所以当齐兵姗姗来迟,抵达邢、卫时,邢、卫早已被戎狄所攻破,这样齐军就不必去同戎狄军队作正面交锋了,而只需要做点场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卫两国的难民,然后再予以安置抚恤便成了。如此一来,齐军并不遭到损失,但却赢得了抗击戎狄,拯救危难的美誉,齐桓公本人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大救星,歌颂之声此起彼落,高大形象耸入云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会讴歌颂扬,这时的齐桓公岂止是“霸主”,简直是“圣人”了!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谋深算,收放自如。春秋其他几位霸主同他一比,还不是小巫见大巫,统统黯然失色!

正因为齐桓公处事稳重,深合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尽管他在霸业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晋文公、楚庄王,然而在后世所得到的褒扬则远远胜过其他霸主,人们一提起他,总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离了他,春秋这段历史就成了漆黑一团,全是子弑父、臣弑君的一笔烂帐。幸亏有了这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人物,才给人以三分宽慰,三分希望。一个人物能以这个姿态存活在历史上,应该说他没有在世上白混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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