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科学》发表了心理学家戴维‧罗森汉的文章“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他和七位同行上演了一出“冒牌精神病人进入精神病院”的骗局，他们进入精神病院自诉有幻听症状，被收治入院后，他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出院，“特别是要让医护人员相信，他已经恢复了理智，可以出院了”。结果表明，这项任务极为困难，初诊医生确认他们是精神病人后，无论其行为完全正常，无懈可击，但始终还是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能分析得出，科学精神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占主流。它依旧是一项少数人拥有的精神。
科学精神就是质疑、批判和不断自我扬弃的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优长之处，也许就在于它具有内在的纠错机制。人类的认识史不仅是不断由未知到已知的推进，也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它不仅包含着填充知识宝库的劳作，更需要清除库存赝品的智慧和勇气。
在人类思想史上，总是有人站出来，宣称自已彻底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奥秘，发现了真正的“规律”等等。这种浅薄和狂傲只是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人类迄今还不到二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区区数千年。想到人类或许还有的漫长的精神生命，以及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积累的加速度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今天取得的任何成果感到得意。未来的人类回头看我们，也许如同我们看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一般。他们或许善意地承认我们比北京猿人进化了一步，但对我们的自信与傲慢只会一笑置之。
近来我认真阅读了小阿尔佛雷德·马拉博的名著《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1994），看到其中说过这样很精辟的话：“我们可得到的信息更多了，但是对于事情却越来越糊涂。我猜想，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会发现他真正知道的就越少。”使我恍然大悟了很多事情。马拉博说当代的经济学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他们更易于取得信息，但是对于人类经济前途究竟如何判断却是比以前少有地混乱，比以前更为长久地摇摆不定。没有人知道谁是对的，与困惑搅合在一起的是，对经济前景的完全不同的评价都存在着看起来似乎合理的逻辑。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抽象学科，已经走到头了。由于经济学如此模糊甚至云山雾罩，充满了很多“也许”、“假如”，可是全人类都寄希望于这样困惑矛盾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被托马斯·卡莱尔贴上了“忧郁科学”的标签。“忧郁”的含义其实更是指：它导致的是经济危机。最后，市场经济只好让位于强权政治，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动用危机拯救的强大工具，干预一片乱象崩盘的形势。这不是人类最大的自我反讽么？自由主义的市场最后导致的还是回到了极权主义的原点！——从经济学与人类经济危机的关系来看，人类已经非常恐惧地发现：资料越多，确定性越少。信息社会的欢歌还没有唱完它的序曲，就已经开始唱出了悲剧的尾声了。从这样的认知使我引伸出本文的主题：当今的信息泛滥，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困惑、糊涂和文明遮蔽！
在古代科学文化巅峰的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被视为“最有智慧的人”，这个美誉来自被希腊人也包括苏格拉底本人所笃信不移的德尔斐神谕。然而这位哲学家却冷冰冰地回应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他向人们解释说：如果说他的智慧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无知，而其他人虽然也与他一样的无知，但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把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称为“自知无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一生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求教，对各色人物穷根究底地发问，其结果是到处戳破了在知的华丽外表下无知的败絮。他一生不倦的求知活动仿佛就是为了证明：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的知识往往是靠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