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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真正达到月收入1万以上的有多少

月薪1万是穷人?来看看究竟多少人达到了

2018年,上海相亲角,有一位老大爷自称侄子高学历、年收三百万,并直言“月入1万如讨饭”,引来大量网友自嘲式认领“乞丐”身份。

今年2月,“月收入一万”的鄙视链降临到了二线城市,有一位网友发帖声称,月收入一万在郑州“只能生存没法生活”,还完房贷、减去日常生活开支,没剩多少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但另一方面,因为生活处境的差异,人们对“月收入1万”的体感其实是天差地别的。

今天,DT君就通过数据的视角,看看月收入1万的打工人,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01 在中国,每月可支配收入1万已经超过99%的人

尽管关于“月收入一万,生活艰难”的吐槽不绝于耳,但事实是,在中国,确实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月入过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数据可以作为参考,该研究院一直在追踪中国收入分配情况,分别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了六次入户调查,沉淀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

CHIP的最近一次调查时间为2018年,研究院官网并未公布相关数据,但该院研究人员在财新发布的一篇文章透露了部分数据结果,分层抽取了7万个样本的数据显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等之外可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占比仅为0.61%,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区间的是4.52%;而大部分中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1500元这个区间,占比约40.71%。

 

#02 近7成应届毕业生,税前月入6000元以下

以上是比较宏观的统计数据,你可能会认为,统计样本中包含了家庭中的无收入人群,比如无退休金的老人、失业者、正在读书的孩子等,因而数据偏低,只看打工人的话,遍地是高薪。

但是当我们把人群缩小聚焦于已经毕业的本科生,能达到“月入1万”的仍然是少数群体。

涉及到更具体的就业人群划分,我们能找到的统计数据多是含税收入,如果考虑到手,还会更低。

麦可思《中国2020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的数据显示,月收入(税前,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在内)在1万元以上的本科应届毕业生仅占该群体总人数的4.3%,与此同时,有68.1%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

 

即便是在工作三年后,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本科生的月收入没有达到1万元。数据显示,毕业三年后,本科生的平均月收入为8279元。

 

也就是说,尽管互联网上似乎到处都是“年薪百万”的人,但在中国,月入1万,仍旧是一道卡住了大部分人的门槛。

#03 在哪里才能月工资过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及的月薪过万,常常是指税前工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到不同的地域和城市的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公布了全国各地区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税前,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在内),我们进行了计算排名,可以看到,位列前三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和西藏,广东仅排在第六。

 

这个结果与“北上广工资更高”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因为数据是基于不同省份划分的,而广东省除了广州之外还会计入其余所有城市的人均工资,所以排名可能低于预期。

另一方面,因为海拔高、大气稀薄等自然环境因素,西藏的工作、生活环境相对其它地区更具挑战性,所以需要用有竞争性的、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人才。且政策上的支持使得这样高薪招人的策略具有可持续性。

每月平均工作超过1万,在不同地区,所能带来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甚远。前段时间DT君就这个主题采访过12位生活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即便都是大都市,它们之间的房价、物价也都各有不同,更不要说月薪1万在北上广,和在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区别了。

对于普遍租房的年轻打工人来说,其中最明显直观的差别就是每个月的房租。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21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的数据,在北京和深圳,2020届毕业生的住房成本占工资比已经超过了40%,其次是上海、杭州,分别占比38%、32%。而在重庆、长沙这些规模相对稍小的城市,虽然平均月收入更低,但只有15%左右的工资会被花在房租上。

 

另外,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抹平了一些差异,使得不同城市的人主动或被动地享用了同一套生活方式。一些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因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的买房焦虑,可能更乐于在娱乐、潮流上消费。虽然没有月薪1万,但生活同样丰富。

换句话说,“月薪1万是什么水平”“月薪1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直接被“你在哪里月薪1万”所影响。

#04 做什么才能月薪过万?

影响薪资水平的远不止“在哪儿工作”这一个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具体“做什么工作”。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各行业平均月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也只有在这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超过1万元。

 

但另一方面,这三个高薪行业都有着不同的高门槛和问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面临着高强度、高时长的脑力工作,尤其是近几年,从亚健康到猝死,“拿命换钱”的工作逻辑越来越被人批判,但普遍来看,只要身处其中,人们还是难以跳出内卷严重、35岁晋升瓶颈等问题。

排在第二的科研行业,需要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紧随其后的金融行业非常看重高学历及相关经验。因此,高门槛和高月薪是密不可分的。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显示,在不同地区,高薪行业的排名是不同的。比如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它的金融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27510.4元/月,是全上海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但在浙江,金融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12150.3元/月,在全省各行业排名并不靠前。浙江省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就业人员平均月入19619.2元。考虑到阿里巴巴总部就在杭州,这点并不让人意外。

写在最后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与幸福感不成正比的现象。其解释之一就是,收入和财富具有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决定了它们真正的价值。

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在不同城市,月薪过万的意义是不同的。

正因为大城市更容易月薪过万,所以在大城市月薪过万就没有那么稀有,反而会有更多高收入人群、高消费场所,且更容易产生攀比效应。即便许多消费选项也许并不包含在月薪1万打工人的生活成本之内,它们的存在还是会直接降低薪资在人们心中的价值。

另外,在薪资水平较高的社交圈中,当身边大多数人的收入与你相差无几,月薪1万的心理价值自然被削弱了。

英国经济心理学家克里斯•博伊斯等学者提出了“收入等级”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博伊斯指出,大多数人判断自己薪资水平时,不会考虑薪资本身价值,他们的判断更多受到这个薪资的“收入等级”所影响。而所谓“收入等级”是一个非常具象、微观的概念:它指代每个人心中,自己的收入在个人社交圈中排在什么位置——但没有人会把宏观的社会参照值(譬如“99%的中国人月收入低于1万”)作为比较对象。

简单粗暴来说就是,在一个人心中,“月收入1万超过99%中国人”的认知所能带来的幸福感,大概远远不如“月收入5000超过5个亲朋好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更在意“比上”:与收入高于自己的人群的比较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比下”所带来的心理安慰在“比上”所产生的的焦虑感面前,往往不值一提。

比如对于许多城市中产而言,他们大多数人早就月入过万,但依然无法停止对自身收入的焦虑。根据脉脉数据,即便是年薪30万以上的人群,其主要焦虑依然来自收入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这种收入焦虑的根源,“还是负担多”。从高昂的房贷按揭,到鸡娃的教育投资,月收入1万相较于大城市中产生活的预设花销而言,显得杯水车薪。

不可置否,人们关于“月薪1万”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人早就月入过万,害怕跌落,所以还在努力向上;有人月收入5000,美食电影潮玩一样不落,生活得洒脱快乐;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努力过着自己定义中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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