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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集》前记 原文及赏析

  我开始想写文章是1933年的春天,那时候新遭父丧,挣扎在生活的重担下,悲愤,疲倦,寂寞,常常想找一个排遣的方法;又因为孤身寄寓,可与闲谈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报》,也看看里面的副刊《自由谈》。

  这样就有了投稿的念头。

  不过并没有就写。直到5月底, 因为父亲遗给我的债务,有一部分催逼得很紧;家里更是不断的来信,告诉我自从父亲死后, 亲戚的冷淡,父执的疏远,村人的作威作福,接着是母亲的右眼瞎了, 一万枝箭一齐射向我这颗年轻的心。我实在无法摆脱,躲在寓所里,听着兼旬雨声,心绪非常落寞,也非常悲愤。

  但仍旧只能看看《自由谈》。

  雨还是落下去,我也一天一天的愈加悲愤了。这时候惟一的自慰的方法,似乎就只有想想往事,随后也写在纸上,试寄到《自由谈》去,过了几天,居然登出来了,这是第一篇,也便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故乡的雨》。

  于是,我就成为《自由谈》的投稿者了。

  但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悲愤带到纸上去。起先写的,大概是属于回忆的闲谈和记事。有时也连带到文坛或时事,说话的态度率直,一直不知道忌讳, 实在是很幼稚、很孩子气的。

  然而奇怪的是:竟有人把我当作是鲁迅先生的化名,指桑骂槐,率师兴兵,颇又劳动了几位英雄的干戈。这些文章,现在我也收在这个集子里, 而且还加了几句按语。

  我的所以只加几句按语, 不作整篇论辩,是因为英雄们的本意,原只在于打诨, 并非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深意的缘故。所以只把脸谱揭穿,让大家看看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就算了结了。

  鲁迅先生对于每一件事物,都有深切的认识,他经历过民元革命,经历过“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在年轻的时候看见过老新党的维新,30年后又看到了新老党的复古;他是生长在沙漠上,眼看着同伴们的高升,退隐,叛离,而自己却依旧在风雪的长途中跋涉,时时受到敌人的袭击;但他还是继续呐喊,继续在寂寞里打着“逍遥游”。他的苦斗的生平,反映到笔底,针对着自夸有蛮劲的绅士们的嘲笑。

  凡现实所塑出来的一切,但凭空想,是学不像的。

  民元革命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 “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小学,对于大转变的情形,我只能向书本里寻求,凡所论述,仅及皮毛, 以之比亲身经历过的记载来,这其间,相差是很远的。然而英雄们竟连这一点也看不出。

  日子一多,干戈渐渐地平息了。这倒也并不是因为看出了我的浅薄,其实是在几篇文章里,我已经写明了自己的出处。

  这时候, 英雄们大概也会失笑的吧。

  此后我也向别的刊物投些稿子,这里所有的, 大都在《自由谈》、《火炬》、《太白》、《新语林》、《人世间》、《读书生活》、《动向》、《语林》等处发表过。不过也并不是全部,有许多因为散佚,有的则是由于故意的删去。

  我写文章很慢, 往往改了又改, 说得好听一点, 那该是很小心的。但有时却反而小心出毛病来, 还因此惹起过一点误会, 然而误会罢了, 对于我自己,是不发生什么影响的。

  正和我的出身一样,我到如今还是一个粗胚, 一个带有几分年轻人的血气的粗胚。

  这几年来,我们常常看见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在玩着奇奇怪怪的把戏:幽默早已成名, 笑话也出过选集;玩骨董, 喝苦茶,题打油诗,读《庄子》,荐《文选》, 写篆字联;下焉者还要提倡读经,复兴文言,这叫做活得不耐烦,但遭殃的却是青年。因为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于是也来劝青年们学老成, 装闲适,连10岁上下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小学读经了, 多少纯洁有用的脑子,被蹧踏成了化石。

  在这些场合,我愿意放开喉咙, 尽我的力量去反对。这也并不因为自己还是青年, 问题特别切身的缘故, 实在是这两年来, 留给青年们走的路, 可真太艰难了。大大小小的责任,一开口,总是放到青年们的肩上;然而真的肩了起来呢,这个说“不对”,那个说“不是”,甚而至于还有“不许”。爱新鲜是需要说诳, 一失业又是眼界高, 才力弱。请想想吧,我的先生们,哪里是路呢?

  然而路是有的,但必须由青年们自己去开出来。

  我的文章, 有时也出现于绅士的座上——提倡闲适的刊物里, 不过我是只卖稿、不卖身的,所以有许多意见,也仍旧是粗胚的意见。但天下的自我,偏偏只有一家,绅士们有自我, 而粗胚是不准有自我的, 那命运是被删改。

  我于是不再走到绅士座上去。

  看看又是黄梅时节了,我的心绪还是不改两年前的悲愤、疲倦和寂寞。把这些文字编辑成书,名之曰《推背集》,是没有什么深意的,也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将预言着什么。相传李淳风和袁天纲作《推背图》,做到第60图,袁推李背止之,这是《推背图》名的由来。我现在只写一点杂文,并未管到后世,然而却也时时觉得有人在推着我的背脊阻止我。好了,现在把到1935年3月止的文章编订成集,终算告了一个小小的结束。倘使一定要说《推背集》有什么意思,那么,这就算是我的意思吧。

  末了,我得特别感谢黎烈文先生,他提起我写这些文章的兴趣。同时, 对于为我出这本书而尽过力的几位先生, 一并在此志谢。

  1935年5月记于上海旅次

  (《推背集》, 上海天马书店1936年版)

  赏析 1933年至1934年之间,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避免麻烦,他只好不断更换笔名。唐弢初学写作,也常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因二人文风相似, “唐弢”被一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当成了鲁迅的笔名之一。1935年,唐弢将自己的文章结为《推背集》,并写了这篇序文。

  无怪乎“英雄们”把唐弢的文章同鲁迅先生的相提并论,的确,从这篇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唐弢的文章中隐隐有些“鲁迅风”。

  一个人的觉醒程度与其精神痛苦的深度是成正比的,长夜难明, “中国觉醒的人……须一面清结旧账, 一面开辟新路”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哪里是路呢?”1935年黄梅时节的唐弢,正在苦闷之中深深思索。

  唐弢在思索鲁迅鲁迅所处的环境是险恶的:“生长在沙漠上,眼看着同伴们的高升,退隐,叛离,而自己却依旧在风雪的长途中跋涉,时时受到敌人的袭击”,但是鲁迅却没有丝毫的妥协与屈服: “还是继续呐喊,继续在寂寞里打着‘逍遥游”’。鲁迅正如他1934年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说,是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虽然“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唐弢对鲁迅是敬重的,认为鲁迅“对于每一件事物,都有深切的认识”, 自己文章虽表面与鲁迅的相似,但由于是从“书本里寻求”来的, 比起鲁迅“亲身经历过的记载来”, “相差是很远的”。不过,还是可以这样说,鲁迅的“苦斗”感染、激励着唐弢,也是唐弢的苦斗,同样作为觉醒的先驱者,他们所体验到的巨大的精神苦痛也是有相似仍至相同处的。鲁迅在《随感录》中,曾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中的名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两年间一直生活在“悲愤、疲倦、寂寞”中的唐弢是孤立的,但同时也是强有力的。

  唐弢也在思索道路。

  “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已经为青年指出了道路。1933年《自由谈》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他们不但自己“玩着奇奇怪怪的把戏”,而且劝青年们“学老成,装闲适”。唐弢对于这些绅士,是横眉冷对,不屑一顾的,在“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鲁迅《准风月谈》)的年代,不谈风云反谈风月,是“活得不耐烦”了。显然,这条道路是唐弢拒绝的,他“于是不再走到绅士座上去”。

  唐弢是个“带有几分年青人的血气的粗胚”, “年青”昭示着进步与活力,“血气”意味着激情与顽强, “粗胚”则象征着纯洁的非成熟。青年,是唐弢苦苦思索后的希望所在。路在何方这个问题当时的唐弢是无法回答的,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唐弢知道,光“哀”是于事无补的,“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鲁迅《文化偏至论》)。既然已有的只是歧路和穷途,那么真正的路“必须由青年们自己去开出来”。这是唐弢对青年的要求,也更是对自己的要求。正如李大钊对青年的希翼: “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明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界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唐弢的思索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需要上路;但他的思索是极其富有价值的,因为它使他在上路时更知道如何走。

  负有使命感的一代人就这样“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黑暗跟在他后面……”(鲁迅:《过客》)

  “推背”的意思是与停止有关的,但《〈推背集〉前记》留下的却是一幅前进者的剪影。他觉醒了,他不再犹豫,在与黑暗的挣扎搏斗中,在灵魂的阵痛裂变中,内心岩浆般灼烈的冲突外化为高度的冷静与深刻,这也正是唐弢当时生活与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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