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是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中的主人公。
周炳是一位出生于手工业工人家庭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二十年代广州的三家巷。三家巷里住着三户人家;买办阶级陈家、官僚地主何家和手工业工人周家。这三家结成复杂的亲缘关系，陈家和周家是连襟关系又是亲家，陈家和何家也是亲家。三家之间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对立，显示着时代气氛，构成小说的典型环境。周炳是铁匠周铁的第三个儿子。他自幼经历失学和失业的痛苦，当过剪刀铺的学徒，作过鞋匠和草药铺的伙计、地主家的“看牛娣”，到十九岁时仅完成高中一年级学业。苦难和受歧视的生活萌发了他劳动者的反抗意识，培育了他憨厚、勤劳的品性。他长得英俊，从小得到亲友们的喜爱，曾作过陈家的干儿子，受到过陈家兄妹的袒护和帮助，想把他培养为“上等人”。因而在他身上又滋生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多情善感的温情主义，崇尚个人奋斗的思想。三家巷这样特定的环境，形成了周炳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和复杂的精神世界。
在周炳的人生道路上，曾和区桃相处，产生纯洁而真挚的爱情。在“迷人的岁月”他们同演《孔雀东南飞》，区桃聪明美丽、善良真诚的品格，使周炳在生活中找到了美好的寄托。可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周炳和区桃参加十万人的反帝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遭到殖民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区桃英勇献身。周炳为之日夜悲痛，痴情感伤，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在哥哥共产党员周金和其他革命者的教育下，周炳为了报仇，带着自发的反抗意识，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向往革命、追求革命，但对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缺乏认识，抱有革命速胜的幻想，以为革命一起来，就能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工农过着幸福生活。对陈文雄和何守仁等投机革命也缺乏阶级分析，认为他们“都是纯洁的青年，都是爱国的志士”。而个人的爱情观也陷入温情主义的泥坑，以至于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周金避难芳村时，却写信给情人陈文婷而暴露了地址，造成周金被捕牺牲的结果。
血的启示、事实的教育和理论的武装，使周炳在自我内省中逐步增强了阶级觉悟，确立了跟着共产党，走为工农夺取政权的道路。当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他义无反顾，在“红光闪闪”中， “为了报仇”也“为那个美好的未来”勇敢地参加战斗。广州公社成立，他当了工农民主政府张太雷的通讯员。接着又参加长堤阻击战和观音山防御战。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牢记“路还远着呢”的教诲，去上海寻找党，迎接未来的“苦斗”生涯。
周炳怀着坚定的信念，只身来到上海寻找党，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笼罩中的上海，他住在表姐陈文英家，过着极其苦闷愤懑的生活。一方面他拒绝了陈文英疯狂的“爱情”引诱，痛斥了表姐夫张子豪要他做国民党密探的行为，也十分鄙视李天民全无气节的逃兵行径。另一方面他急于想和在战斗中失散的党员接上关系，他在街上目睹了寅丰搪瓷厂罢工工人被警察逮捕，“喊着口号，上了囚车”，而被捕人中恰有他前来寻找的麦荣大叔。他还在北四川路巧遇金荣，力斗“包打听”营救了金荣，但以后仍未和党取得联系。他在苦闷而执着地寻找中，没有苟且偷生，也没有消极沉沦，而是毫不动摇，坚持找党，渴望革命。这时他已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革命追求。
周炳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近郊的震南村，是为了“投身革命的风云里”，去开始他“豪迈的行程”。他利用在震光小学教书的身份，集合了童年时代的伙伴，号称“十大寇”，按“共产党给咱们的名字”组成了“第一赤卫队”，重新举起红旗，领导农民和农场工人的斗争。他们自发地领导农民抢粮救灾，提出“打土豪，分粮食，抗税捐，废租债”的口号，有组织地截获粮船，给震南村穷苦饥饿的人们“添了光彩”。接着他又指挥赤卫队攻打作恶多端的稽查队，缴获了武器，捣毁和焚烧了稽查站。以后救援胡杏又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正面冲突，暴露了力量。在这样的态势下，周炳听了金端的话，接受党的指示：“避免牺牲，保存力量”，解散了赤卫队。
在领导赤卫队斗争的过程中，周炳积极地寻找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即便在心爱的姑娘胡柳牺牲的感情重压下，他走宝安，去香山，派人到韶关，四处寻访，历尽艰辛，终于在斗争中找到了党组织。他扩大了视野，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鼓舞下，认清了革命形势和奋斗方向。
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苦斗”生涯，周炳已是一位政治上开始成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他坚决跟党走，坚信中国革命“是永远都有希望的”，对革命的长期性，有了思想准备，需要“那股韧劲儿”，需要“干上一辈子”。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有了升华，这为他日后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打下坚实基础。
在第三卷中，周炳和赤卫队员们云集广州，抱着革命的宗旨，在陈文雄等开办的振华纺织厂做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周炳意气昂扬，积极组织和参与抗日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他和胡杏排演《关里关外》宣传抗日的戏，并担任“进击”的总指挥，参加提灯游行，抵制日货。在检查振华厂仓库时，工人们用沥青油浇灌日本的棉纱和宪兵队发生冲突，周炳被捕入狱。
周炳在狱中正气凛然，临危不惧，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敌人软硬兼施，三次用重刑要他交出“谁指使你这样做的”，以后又用劝降方式进行“蛊惑”。但他英勇不屈，独当危难，表现了革命者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在狱中，周炳和金端同关一屋。金端给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总结经验教训，他领悟了真理，也明晓了周金的死因，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得到了克服，终于在狱中参加了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经多方营救，周炳出狱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以后又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日军铁蹄踏进广州时，他到长沙接受新的任务。
周炳在三十年代“柳暗花明”的抗日革命浪潮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原则性。他在斗争中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事业。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已升华到自觉的高度，明确肩负的历史责任，已是一位较成熟的革命者。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炳和麦荣大叔一起调到延安与胡杏等人相会。他感受到了革命圣地健康、愉快、自由、向上的“人样的生活”。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降龙峪包抄日军的战斗中，他为了援救群众提早下令开枪，因而未能完成全歼日军的任务，负伤回延安。他严于律己，认识到在这次战斗中，在人情和纪律的处理上犯了错误。以后他又带着伤残的右臂，以中尉副官的身分，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经常带领车队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之间。一次车队驶往延安途中，被国民党非法扣留。在“一档” “二档”“三档”中，周炳先后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民魁、专员何守仁、司令张子豪等三家巷时的旧人谈判。他机智勇敢，沉着坚定，据理力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迫使国民党放行。
在重庆工作期间，周炳在海棠溪别墅还看到了陈家兄妹花天酒地，苦中作乐，郊游祝寿的醉生梦死生活，以及陈文雄破产，最后自杀的结局。上流社会的腐朽、革命圣地的奋进，这一反一正的对照使周炳领悟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一种人要把这个世界更快地推向前去，另一种人要把这个世界拖住不让往前走。”
以后周炳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土地改革以及延安战役。他在“抢救运动”中，坚持了整风的正确方针，忠心耿耿，襟怀坦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风，大家统一了思想，他和同志们一道奔向解放全中国的新战场。《一 代风流》通过周炳的经历，反映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抒写他从一个追求探索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代风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