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83年的香港，政府正在救助银行，港元承受压力，一名内部审计员在调查他所在银行的重要腐败问题时被谋杀。
当年9月，新婚燕尔的会计师彭博伦(Paul Brough)刚刚从英国来到香港，加盟会计师事务所Peat Marwick Mitchell的香港部门。Peat Marwick Mitchell是毕马威中国(KPMG China)的前身，如今是由诸多成员事务所组成的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 International)的一部分。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香港正在经历着又一场危机，承受着国际信贷危机的余震。这次，52岁的彭博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是3位法庭委任的清算人之一，负责对破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旗下8家香港分公司进行清算，将估价200亿美元的资产分发给债权人。
彭博伦是毕马威中国的香港高级合伙人，负责帮助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协助内地公司投资海外。毕马威在中国的12个城市拥有业务，其中包括了香港和澳门。他还负责毕马威的亚太咨询部门，该部门在17个国家拥有5,000名员工，负责重组、法务会计和企业复苏事务。该咨询服务部门的12家会员事务所每年为毕马威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收入。毕马威说，其在全球148个国家设有成员事务所，总计拥有超过11.3万名员工。
1992年，毕马威在中国内地成为首家获准合资开业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服务；中国是毕马威前三大市场之一。在香港，毕马威不断发展扩大；目前在香港注册的银行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由毕马威提供审计服务的。
彭博伦出生于英国北约克郡的布里德灵顿，拥有诺丁汉大学的商学学位。最近，他在香港办公室接受了《华尔街日报》记者Jake Lee的采访。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以下简称WSJ）：谁给了你最好的商业建议，这一建议是什么？
彭博伦：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英国著名记者）在他关于退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的传记中说，关于爱德华八世你能说的最狠的话就是，他在环境不错时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在此次经济衰退中，这点很有现实意义，但在情况不错时处于最佳状态毫无意义。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流行(SARS)以及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要求我们在面临这些状况时处于最佳状态。你可以从你的同事以及那些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为你工作的人身上了解到不少东西。
WSJ：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商业书？
彭博伦：坦白的说，我不读商业书，因为我觉得很难将书本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但我早上都会读报纸，尤其是讣告。我不觉得会有很多人读商业书，因此真正阅读自己买来的书的机会非常低。有人送了我一本《孙子兵法》，好像我会去看一样。
WSJ：你是否会建议在你所在领域刚刚起步的人去上商学院，还是建议他别读MBA？
彭博伦：别上MBA，学点实际经验。你可能想在职业生涯过几年后回去上个MBA，但我不认为从大学直接去商学院是个好主意。我收到很多简历，也招聘了很多人，我会直接看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就是我在面试中的关注点，我还会看看他们是否有相关技能。他们此前在哪儿工作，他们在每份工作上呆的时间，他们担任了什么职位？这才是我真正看重的。但如果他们在5年内在6家银行工作过，那么我会开始有点担心了。
WSJ：在你的行业中，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么？
彭博伦：在亚洲，我们最大的一些客户通常是家族企业，他们对聘请财务和税务顾问的意愿并不如北美和欧洲那么强。他们不喜欢花钱请顾问，而更愿意自己来做这些。不过，亚洲市场正在不断变化中。
WSJ：不管市况好坏，毕马威表现都很好吗？
彭博伦：毕马威也会遭受衰退冲击，我们的审计费面临着明显的下行压力。但这并不坏，就因为我们的一半业务是审计，人们在经济衰退和繁荣时期都需要花钱做审计。我们失去了首次公开募股(IPO)业务，但这方面在回升。这是中国业务的一个关键要素。
WSJ：此次危机中的香港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有什么不同？
彭博伦：在1998年，纽约和伦敦的诸多银行开始在香港收回贷款，带来了真正的信贷紧缩，利率水平达到了15%左右。现在银行业的状况完全不同，如今汇丰 (HSBC)和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等一些银行巨头扎根香港，因此他们必须在香港继续运营。此外，如今香港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大陆银行取代了此前的日本银行，他们没去其他地方，在支撑着香港经济，如今的香港利率水平较低。香港更好地抵御住了此次危机，尽管出口市场有所下滑。
WSJ：你会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提出什么建议？
彭博伦：我们建议好好做功课，非常仔细地做尽职调查，保持耐心，向中国派驻最好的团队。跨国公司以前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低成本制造中心。现在他们来中国，几乎完全是因为这是一个新市场。我们已经为德国汽车部件制造商完成了可能100起尽职调查──包括在中国销售汽车空调和座椅的部件制造商。这是过去五年左右时间的一个大变化。中国市场如今拥有迅速壮大的消费者引导的中产阶级，他们喜欢西方产品。
WSJ：中国公司投资海外面临着什么困难？
彭博伦：大多数中国对外投资都是与资源相关，或是与银行业相关，这是中国政府经营哲学的一部分，他们希望在关键行业创建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他们的投资海外之路将尤其困难，因为他们的管理层要铺的面很开；与通用电气(GE)和宝洁公司(P&G)这样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没有很多具有海外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士。他们必须投资海外，因为如果中国公司想在欧洲销售产品，就得切实在欧洲进行制造，因为从中国运到欧洲的成本太昂贵了。如果你想向法国和德国供应产品，那你就需要在东欧设立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