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君曾经做过7年记者、采访过6个春运，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在广东惠州火车北站，采访一位老家河南的六十多岁的农民工大叔。
那天，他席地坐在火车站广场上等火车，旁边放着他大包小包的行李；我蹲在地上跟他聊天，那位大叔突然说了一句：
“我老母亲八十多岁了，父母在那里，那里才是我的家。”
那一刻，最爱君突然感觉心里猛地一颤，近十年过去了，很多细节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唯独对于他的这句话，最爱君却一直铭刻在心里。
是的，这一生，我们不都是要走在回家的路上么？还有什么，能比父亲母亲和故乡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讲，关于回家的故事。
1:
纵观历史、人生，回家的路，是如此漫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此后，随着内地的光复和接收工作的展开，重庆朝天门码头，无数因为抗战西迁的人们，汹涌着来到长江边上，渴望踏上那无比欢欣的归乡之路。
此前，大后方的人们并未想到胜利会在突然间到来，所以大后方的民众，仍然在以各种高价囤积着各种物品，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使得物价奇迹般地降了下来，而最为紧俏昂贵的商品，变成了：车票、船票和飞机票。
那时候，在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无数跟随国民政府西迁的人们，充满了对故乡和新生活的热烈渴望，人们挤破头，托着各种关系，付出比原价高出许多倍的价钱，还不一定能搞来一张薄薄的返乡的票。
面对蜂拥着、急盼着从重庆返乡的人们，以及暴跌的物价，一位从内地西迁到重庆的小商铺老板几乎哭了出来：
“1000万元本钱要保得300万，就费劲得很了。说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结果，怕是一家的路费都筹不出。双手空空，即便能回去，逾海茫茫，如何生计？”
▲1945重庆朝天门码头，无数军民回归故乡的原点。
那时候，历经八年抗战，大后方的民众几乎全部赤贫如洗，尽管如此，无数的人们还是汹涌着，渴望踏上返乡的道路。
著名作家叶圣陶，在他的《东归江行日记》中，记述了他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返乡的情境：
“上午，船仍不开，船主与棹夫议工价，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结果，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时后，解缆撑篙，自此与重庆别矣。”
在艰难困苦中压抑了多年的情绪，随着胜利的信息传来，随着返乡的步伐前进，开始热烈奔放出来。
著名演员、作家凤子，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仍然混乱不堪的上海，尽管百废待兴，然而凤子却难以压抑回到故土的情感，她在《良友》杂志上发文，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像一个同风浪搏斗的舵手，经历了八年岁月的漂流，船身被风雨吹打得已非旧日面目。我顾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顾不及换掉破陋的行装，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条小巷····”
故乡，尽管饱经沧桑，然而，它却如此紧密地，链接着我们的生命和灵魂。
2:
伴随着胜利的喜悦，从九一八事变后，就辗转内地秘密抗战的东北人齐世英，却感觉到了巨大的痛苦。
他本是辽宁铁岭大地主出身的公子哥，年轻时到德国留学，1931年后，他开始组织流亡到内地的东北人进行秘密抗战；1937年抗战爆发后，齐世英带着自己的两个妹夫石志洪、张酿涛一起到重庆参与抗战，然而，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妹妹，却由于要照顾一大家子人，而被迫滞留在了沦陷区的北平（北京）。
八年抗战中，齐世英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他却因为西迁抗战而无法送终；到达重庆后，他的两位妹夫先后染病去世，为此，尽管知道民族大义为重，然而他心中对两位滞留北平的妹妹，却始终怀着强烈的愧疚感：
“如果不是我带着两位妹夫到了重庆参加抗战，大后方缺医少药，或许他们也不致于死去；是我害苦了两位妹妹，让他们成了寡妇。”
所以，当抗战的喜讯传来，想到在北平去世后一直无法安葬、停灵在寺庙的母亲，和业已沦为寡妇的两位妹妹，齐世英忍不住泪水纵横，不知道回家，该如何面对她们？
▲家破人亡的齐世英，在抗战结束后，开始了痛苦的返乡之旅。
而在晋察冀边区参与抗战的作家孙犁，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终于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故乡：河北安平。
一年前的1944年，他从家人辗转寄来的家书中获知，他的大儿子不幸夭折，老父亲身体也很不好，他于是赶紧给家里回了封信，没想到却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如今抗战胜利，心急如焚的他穿着草鞋，以每日步行百里急行军的速度，爬山涉水十几天急匆匆赶回家，孙犁后来回忆说，他归心似箭，临近故乡时，几乎接近疲惫极限的他，经常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要漂浮起来。
终于，在一个黄昏，他步行到了故乡的小村庄，孙犁后来回忆说：
他走到家门口时，老父亲刚好要去关掩外院的柴门，看见儿子孙犁，他的老父亲呆愣了一会，然后转过身去，忍不住老泪纵横、不停地抹起眼泪；进屋后，妻子抱来孙犁的小儿子，对这位从来没见过父亲的孩子说：“这就是你爹！”
那一刻，孙犁泪流满面。
尽管国破家亡、物是人非，然而这故乡的路，如此沉重，却又让人如此魂牵梦萦。
这一生，我们的心，又何尝不是，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只有家，才是我们：永恒的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