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背景
申请人J女士是中国公民，她于2001年12月嫁给了一名身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其实这是J女士的第二次婚姻，她和前夫育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儿，并在第二段婚姻中育有一个儿子（2002年11月生），这两个孩子都和她一同定居加拿大。然而在本案诉讼程序中，这个儿子的亲子关系是争议的焦点，甚至被怀疑有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的嫌疑。
2002年1月，申请人的加籍丈夫提交了夫妻团聚申请，想要担保J女士移民加拿大，并且将她的大女儿列为随行受养人（accompanying dependant）。
申请人声称自己于2002年2月被性侵，然而当时她没有告知自己的丈夫和加拿大移民局（CIC）（她是在2007年的受理听证会上才透露此事的）；在2002年4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之后夫妻团聚申请获批，申请人和女儿于2003年4月登陆加拿大。由于申请人对外声称她丈夫就是儿子的生父，所以她的小儿子也得益于此，跟着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姐姐移民加拿大。
2003年5月，出于怀疑的心理，担保人（申请人的第二任丈夫）私自进行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他确实不是这个儿子的生父。据此，两个人婚姻破裂，于2004年4月离婚。
2006年6月，移民局对担保人进行了面试，要求他出示DNA亲子鉴定的结果。他照做了，并且还郑重宣誓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2007年，出入境科（The Immigration Division, ID）分别于5月、9月和11月举行了听证会受理此事。根据加拿大“移民法”第40（1）（a）条，J女士和女儿于2008年4月被下达了遣返令（Removal Order），依据是她故意谎称担保人是她儿子的生父，这被认定为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
随后申请人及其女儿提出了上诉，然而仅有女儿的上诉被允许了，申请人的却不被接受。
案情分析
移民上诉部门（IAD）认为申请人关于她儿子身世的证词不可信，尽管她在提供证词时很乐于配合，但是她似乎“在确认儿子生父是谁的问题上她在故意视而不见”——她提出IAD不该完全依赖担保人提交的DNA证据，但她又拒绝再参加DNA测试，在这样的情况下，IAD认为DNA鉴定结果确实是仅有的可靠证据，说明担保人不是J女士儿子的生父。
IAD强调，虚假陈述和隐瞒重要信息会危害到移民程序的完整性。在本案的夫妻团聚申请中，J女士有义务诚实回答所有问题，证明她和她的家人符合法定要求，如果有任何重大变动必须及时通知移民官。
IAD进行了如下分析和总结——
上诉人（指J女士的女儿）声称，她母亲（J女士）没有为了移民而谎报儿子父亲的身份。然而，在审理小组衡量了所有证据后，发现J女士其实早已知道DNA鉴定的结果，只是故意忽略这个证据，也故意不告知儿子真正的父亲是谁，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女儿能获得加拿大的身份。
如果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原则和需要给予特殊救济的因素，IAD还总结道：上诉人和母亲在加拿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极少；她们在中国有直系亲属和固定房产。虽然J女士说她担心回到中国后找工作会有困难，并且儿子几乎不会讲中文，回到中国生活可能不太方便——但是这些在审理小组眼中都不算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足以为此提供特别救济。
在充分考虑了各项证据后，根据“移民法”第63（3）条，IAD认为J女士不满足“需要给予特殊救济”的标准，因此她的上诉被驳回了。但是J女士的女儿的上诉是可以被允许的。
司法审查
与最终裁决
上诉申请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J女士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造成了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被遣返的严重后果。
本案的申请人J女士争辩说，她是以“某人的配偶”身份办理的移民，而她和此人的夫妻关系是真实的，并且在她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时，他们还未离婚。J女士认为儿子的身世问题与移民签证的办理无关；所以她认为即使她有过虚假陈述的行为，也不会导致执法过程的错误。
不过法院引申了“移民法”第40（1）（a）条，这条法规的目的是“确保在申请进入加拿大提供了完整的、诚实和可信的资料”，而现在的情况是，显然她的行为和这一目的相悖。
另外，申请加拿大签证的人士有坦白的义务，这一点在“移民法”的16（1）条中有明文规定。如果申请人未能履行此项职责，签证官必须拒绝该申请。
最终，法院的判决如下：
1、上诉被驳回；
2、维持原本决定，下达遣返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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