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高校转学工作，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专门下文规范，明确十条不准转学的情形，比如要求高校学生不得在同一城市转学，校长需签署接收函，高校要公示拟转学学生的录取分数。（《新京报》5月27日）
今年年初，国内一些高校违规转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教育部此次下发规范转学的文件，显然有所指，进一步明晰了不得转学的各种情形，同时强调信息公开，以期遏制转学中存在的“潜规则”。相较以前的转学规定，此次规范意见新增了5种不得转学的情形，这相当于提高了转学门槛，缩小了转学的对象范围，有助于更好地堵住转学的政策漏洞。
客观而言，我国高校以前的学生转学规定比较粗糙，存在诸多漏洞，加上转学只是由转出校和转入校闭门操作，因此，难免存在权钱交易等问题。本来用于给学生提供一种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学校的修补政策，变异为一小部分人曲线进名校的特权通道。
教育部此次细化转学规定，有利于转学政策的规范执行。但在笔者看来，好的规定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取决于监督和问责机制是否健全。加强信息公开当然是完善监督机制的重要内容，但是，众所周知，我国高校虽有《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必须公开办学信息，但不按规定公开信息的高校不在少数。另外，即便学校公开信息，也存在信息残缺、不准确的问题，如果学校公示的转入学生成绩不准确，由谁来核查？这就要求学校在处理转学事宜时，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实施。转学本属于教学事务，因此应该由负责教学事务管理的机构按教学标准进行，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操作。如果有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学校会按本校的标准考核评价申请转入学生，并向社会公布详细的接收转入的理由，而不只是执行行政规定。
当然，规范转学并非要把转学之路完全堵死，从学生求学的角度来考虑，让学生转入自己更感兴趣的学校和专业，不正是转学、转专业的价值所在吗？如果转入学校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全面测评，达到专业录取要求，为何不可以转呢？目前我国不少高校已在校内实行转专业，包括跨学科门类转专业。在制定转学规定时，行政部门的规定很难顾及所有学校、学生的现实情况，因此，就可能出现为了统一规范而“一刀切”的情况，并引发争议。
目前，对于违规转学问题的问责，主要还是由行政部门负责，即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这种行政问责，由于涉及一些利益因素，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就被淡化处理，甚至不了了之。为此，要通过严肃问责来规范转学问题，必须引入司法问责机制，即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处理，依法追究责任。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是基本的办学制度，这有利于学生和学校的持续双向选择，学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学校也可以选择适合本校人才培养需求的学生。这不但促进了学生的自由流动，也促进各类教育、学校平等发展、竞争。我国之所以严格限定转学，主要是因为在计划录取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之下，无论是受教育者还是社会，都特别关注个人的学历、身份，如果不严格规范转学，极容易产生混乱。
平心而论，当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已经比较完善，违规操作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追责机制也较为严厉。相比之下，利用转学进入名校以往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可以说是高校招生的一个“小门”，如果对这个“小门”不进行严格治理，会侵蚀教育公平，并对高校自身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根本治理转学乱象，必须在行政部门出台规范的同时，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否则，所有建立学校立交桥、扩大学生选择权的做法，在现实中都可能被利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被媒体曝光和公众关注，随之就可能收紧甚至被叫停，这样就会陷入一种怪圈。笔者认为，大学要以扩大学生选择权为出发点，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让大学办学回归教育本位，以为受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