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办外国语学校，每年虽然只招收2500多名学生，却引发万余小六毕业生竞逐。从今年开始，招生政策有较大调整：市属外校取消面谈改为指标+派位；区属外校要招地段生，部分区确定取消面谈。（3月19日《广州日报》）
从新闻来看，招生政策的调整似乎在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念之间”，公办外校政策可谓“一年一变”。如此一来,增加了家长们的忧虑。很多学校也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有的选择“面谈”，有的试图“另辟招生网站让有意入读的尖子生报考”。换句话说，政策的多变，已经超出了学校和家长共同考量之外，可谓是乱象重重。明年会不会变、如何变，还是未知数。
在政策多变的事实面前，讨论面试的好与坏，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想象式烦恼。或者说，只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是“对谁有利谁叫好，对谁不利谁反对”。这显然不是理想的教育政策、公平的教育政策应有的结果。
众所周知，教育政策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呈现的是我们的教育价值理念，传递的是引领公众的力量。就“广州小升初多所外校取消面谈通过电脑派位录取”来说，笔者以为，评判政策好坏看似容易，实则难以让公众和社会认同， 更无法让人们从中读出应有的教育价值观念，带给社会的只是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的模糊印象而已。一般来说， 任何教育政策都不能为了公平而公平，更不能为了解决一种不公平又去制造新的不公平。对家长关注和社会关心的小升初问题，应公开透明、实事求是，既要追求公平，又要因地、因时、因校制宜。任何简单化的处置都有可能增强人们的公平忧虑，而多变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命运是可以想象的。
更何况，教育政策制定出来以后，不仅不代表着问题能解决，也不代表着就能有效执行，所谓的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更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美好的政策成为了一纸空文，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新闻显示，个别学校正在通过可能的“创新”来达到自身的目的。美国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那么，对于多变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来说，能否认识到这点呢？如果仅仅停留于取消或增加面谈的好坏，恐怕离我们追求的教育公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吧？甚至是在对教育公平的无形肢解吧？
进一步说，跳出取消“面谈”之外审视之，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看到问题的症结。公众关注“面谈”，本身是渴望公平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也是尴尬无奈的反映。关乎自身利益的教育政策，公众似乎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知情权的，仅仅是通过舆论报道和个体的切身感受来回应。公共政策研究者认为，“如果公共管理者花较多的时间吸引较多的相关公众参与决策制定，那么，就会因为决策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加速决策执行的进程。相反，如果公共管理者为了节省时间而将相关公众排斥在政策制定之外，那么，就会延缓政策执行的速度，因为，那些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公众会抵制政策，从而拖延了执行的进程。”就笔者的观点，与其讨论面谈增加与取消的好坏，不如让民众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以防止民众对政策一知半解、道听途说。另外，增加政策透明度，消除公众的疑虑，更能为政策赢得民众信任创造条件。
在关乎教育公平的大问题上，政府没有必要“唱独角戏”， 否则很可能“出力不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