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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仅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

美国著名教育财政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也揭示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仅仅依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努力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个观点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可。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高教财政的多元化近年来不仅没有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由于大学财政主要依赖于政府资金,大学财政结构单一化倾向明显,对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增强,造成的结果是: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去市场找资金,还不如“跑部钱进”,因为这样不仅效益高,而且合法规范,也不会犯错误。长此以往,大学领导人自主寻找社会资源的动力减小,从市场上寻找资金的能力下降。我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发展趋势正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

大学的财政结构固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然而谁都不反对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大学经费有五大来源: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学生学费、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其中,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和学生学费是基本的,差异最大的两个要素是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政府占比大,其他要素占比就会小。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大学办学经验表明,政府投入对于大学财政贡献力很大,但是更关键的要素却是募捐和基金投资,大学募捐和基金投资工作做得好,这个大学的财政状况就好,在大学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就会更主动。就募捐而言,做得好不好,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学校声誉、校友的慷慨和大学自身的动力和能力。学校声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校友的慷慨取决于大学教育和服务以及对校友的感动程度,而大学自身动力和能力,则是实现前两个因素的关键。与筹资直接相关的是基金投资,因为基金投资又会进一步拉大大学之间的募捐距离。基金投资效益大,不仅让募集来的资金变多,填补学校财政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潜在的捐款人。因此,很多拥有逾上百亿美元基金的大学,无论是其筹资还是基金投资的经验,对于我国大学都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对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来说,筹资与投资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五项:一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二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规范问题,在西方,规范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问题”;三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审计和风险规避问题;四是筹资与投资的效益与大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五是发达国家大学筹资投资的比较研究。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可以得到解答,大学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做、有胆量做、有能力做,做了才有可能得到更多肯定。让大学校长在大学筹资与投资方面带着脚镣去跳舞,不仅不利于大学经费拓展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大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税收的增速将逐渐趋缓。如果趋缓的趋势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学提高筹资与投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任何一项重要的研究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学者和比较教育学者的参与,更需要法律、统计、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加入。没有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大学的筹资与投资研究必将是无法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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