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民间形象、文学形象是极差的，其历史的口碑几乎可以与纣、桀相提并论。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在成王败寇的价值意识框架内不大可能有好的评价，尤其是后续的是一个盛大的唐朝，其光芒不仅将隋之强盛完全笼罩，而且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代隋的合法性与隋之非法性。“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1]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的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以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其意味深长。如果不是隋炀帝，而是他的后代造成的乱局，最终被唐所代，隋炀帝的评价可能会类似秦始皇。如果隋在他之后可以有百年之基，他甚至可以与汉武帝媲美。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实际上也不提倡这种类比。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历史的特定的环境，看似相似，实则千差万别。但有一条，隋炀帝的历史真实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见得那么容易还原。黄仁宇说炀帝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并举例说，他垂青于汉血马，为了能够自产自销，他放牝马3000匹于草原，以此说明炀帝想象力的丰富与创造性的思维。[2]在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的背景下，踏实、谨慎似乎永远是没有错误的，或者说不会出错的，而创造力与想象力往往不是政治家、皇帝的素质。在农耕文明中，在思想与观念领域这种创造与突破是很危险的。农业生产的技术几千年前已经形成，并逐渐积累。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思想意识与世界观及其典章体制也形成并逐渐积累，没有外力很难改变。有了外力，也同样很难改变。因此，作为皇帝即一个国家的家长应当是敦厚谨慎的，如同刘备刘皇叔的文学形象那样。所谓的“大有作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生态或文化生态。因此，即使处在边陲的秦国，商秧的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积累起统一中国的资本，但秦人在享受着变法带来的好处时，却将商秧置于死地。秦始皇的统一有着开创性的丰功伟绩，却以暴君的形象遭世人批判。隋炀帝也是一个好大喜功，有为而治的皇帝，其历史功劳恐怕没有几个封建皇帝可以媲美，但却是历史上的昏君、暴君。他修建的运河至今仍然在使用，他所推广的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种全面公开、相对公平的考试与选仕制度，既为下层人士上向流动提供了机会，也为国家提供了栋梁之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为可靠的中坚力量。我们今天在赞美运河，评价科举，赞美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唯把决策者打入冷宫，但如果没有决策，恐怕至今也不会有大运河的出现。虽然运河是有的，但不是今天这样的运河。当然有人拿修建运河的目的说事，这值得研究，但须建筑在史实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说修建长城的目的，营造石窟、修建所谓故宫的目的又值得推敲与玩味乎?因此网上有一篇力挺隋炀帝的文章，很有“反潮流”的精神。
隋炀帝其实是很有文治武功的，修运河，复长城，立科举，强集权，去豪强，除后患，威四夷，征西域，汇通天下，有几个皇帝做得到?有几个皇帝为了国家的稳固、安全、发展，能够不辞辛苦，在那个只有木轮车的年代，亲征到青海蒙古辽东?‘无向辽东浪死歌”一曲骂尽炀帝东征，可为什么，公认的一代名主李世民，还有他平时那有些软弱的儿子李治，都跟斗红了眼的公鸡似的，非要拿下高句丽不可?只要细翻当年的史籍资料，就可以很清楚得明白，当时的高句丽，决非所谓附庸小国，它也是一个高度集权半牧半耕的军事强国，已经有能力臣服四周小国，并且威逼中原，对大隋也是时有冒犯掠占，隋炀帝当年调千里大军，总计共一百来万人，三次东征，决不是只因高句丽不恭那么简单。隋炀帝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为后世忧也!”
人们只记得，隋炀帝曾经三次龙舟游江南，可是有几个人记得，那四千里大运河为中国的繁荣稳定，竟是做了多大贡献!这不啻于只因末行没写好，就完全否定了一本煌煌巨著。"尽道隋忘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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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些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