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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争议人物”寇准

宋真宗景德元年,毕士安荐寇准为相,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心存疑虑,说:“闻其好刚使气。”毕士安于是为之申辩,说:“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故不为流俗所喜。”

看来,寇准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的焦点,乃是“好刚使气”。

寇准的“好刚”,大概是“刚正不阿”,而不是“刚愎自用”。只要有利于社稷,他当说则说,当做则做,绝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甚至在皇上面前,也不忌讳。其实,早在宋真宗之前,他就已有数次使宋太宗不快,却依然秉性不改。毕士安将他的这种秉性称之为“忘身殉国”。在他看来,这正是寇准的可贵之处。

寇准的“使气”,使的也是正气而不是邪气。用毕士安的话说,叫做“秉道疾邪”。例如,对于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拍马风,他就深恶痛绝,即使是拍他的马屁,他也十分讨厌。丁谓为寇准拂拭须上的羹汁,就受到其辛辣的嘲讽:“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如今与“拍马”同义的“溜须”之说,出典就在于此。

寇准如此“好刚使气”,他之“不为流俗所喜”,原在情理之中,而那些未能摆脱流俗的人们非议以至排斥寇准,也就不足为怪。淳化四年,宋太宗忽然想起贬知青州的寇准,向左右近臣说:“寇准在青州乐乎?”这些近臣回答说:“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自纵酒,未知亦念陛下否?”他们忖度宋太宗又要召用寇准,没有一个为寇准说好话的。

其实,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心中,寇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物。宋太宗寇准,是因为寇准“好刚使气”;他又思念寇准,是因为寇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宋真宗终于起用寇准为相,是因为寇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虽起用而又要嘱咐毕士安“当藉卿宿德镇之”,还是因为担心寇准的“好刚使气“。

然而,流俗之所谓“好刚使气”,与毕士安之所谓“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原是同一回事。可见,对于寇准此类的争议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争议的双方对事实的了解不同,而是对同一事实的好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争议人物,倒也正像一杆秤,能够称出不少人的胸襟与格调。

在仕途之上,寇准是“五起五落”了。

宋太宗淳化二年,寇准为枢密副使,淳化四年,因虞多逊进谗罢知青州,此为“一起一落”;淳化五年,寇准为参知政事,两年后,即至道二年,因张洎“奏准诽谤”罢知郑州,此为“二起二落”;宋真宗景德元年,寇准因毕士安力荐而为同平章事,景德三年,因王钦若挑唆,而罢知陕州,此为“三起三落”;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荐寇准为枢密使,大中祥符八年,寇准因得罪了宠臣三司使林特而落职,此为“四起四落”;天禧三年,寇准复相,天禧四年六月因丁谓进谗而罢为太子太傅,7月贬知相州,8月贬为道州司马,此为“五起五落”。

寇准之所以“五起五落”,还是因为他是个“争议人物”。换言之,落,是因为他的“好刚使气”,“不为流俗所喜”,起,是因为他的“忘身殉国,秉道疾邪”,为正直的人们所看重推崇。于是乎,他好像一架天平,随着两边法码轻重的变化而起落。

先说他的“落”。寇准“五落”,与五个人直接有关,这五个人大致都是奸佞小人,有的如虞多逊、王钦若、丁谓在历史上还“佞”得有点知名度。或许有人会说,怎么小人都让寇准给碰上了?然而,官场上的小人就有那么多,对于“好刚使气”的寇准来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我想说的倒是丁谓与张洎,此二人原是寇准极力引荐而与他同列的。张洎奏寇准,是因为揣摩到宋太宗有点讨厌寇准,他要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受寇准的连累;丁谓执意要将寇准一贬再贬,其仇恨的种子却是在寇准嘲讽他“溜须”时播下的。由此看来,在“天波府”保护忠良极富心计的寇准,是很缺乏一点“明哲保身”的心计的,毕士安说他“忘身殉国”,大概也包含着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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