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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卫青的世故和圆滑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快意恩仇、大获全胜,一雪百年之耻,第一号功臣,当然首推大将军卫青

  

   今天看来,卫青的确算是生逢其时,所谓“时来天地共努力”,这位卫青大将军乃是与有幸焉。“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封缘数奇”(王维《老将行》),卫青他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冕登基后,凭借前人励精图治而打下的雄厚经济基础与军事实力,立即改变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卑辞厚赂、曲意和亲为主干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贵族好战分子的内侵骚扰,采取以硬碰硬、死缠烂打、积极反击、寸步不让的措施,即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在这一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西汉王朝那些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如程不识、李广等人,虽然辈份很高,名头极大,但已属英雄迟暮,明日黄花,他们缺乏指挥大规模骑兵战略集团的胆略与能力,再也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责任。“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更新换代、各领风骚,在军事领域中尤其是如此。像在苏维埃国内打击、平定白俄叛乱势力的作战中,统率第一骑兵军的布琼尼将军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威风,可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杀得邓尼金、高尔察克的队伍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可20年后,在苏德战场上,面对希特勒的“闪击战”战略,面对排山倒海、呼啸而至的德军铁甲雄师,布琼尼却是一筹莫展、左支右绌,勉强交手的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这时候,我们再也不见他当年跃马扬鞭的英勇风采,而完全沦落为沙场上的一个笑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只能眼睁睁看着朱可夫等新一代统帅跃居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了。

  

   汉武帝是明白人,也是有决断的人,他当然不会做论资排辈,以致丧师辱国的蠢事,而是秉行“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的原则,破格提拔和重用具有新思维,适应新形势的年轻将领。“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汲黯的话说得真是到位,而卫青正是汉武帝一眼发现的大将之才。

  

   卫青走上反击匈奴的战争舞台后,果真没有让汉武帝失望。他曾先后7次统率汉军精锐骑兵,主动出击袭扰汉朝边境的匈奴贵族,“每出辄有功”,共计斩杀、俘虏敌人5万余名。为平定匈奴边患,保卫华夏地区的核心农耕文明圈,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维护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河南之战中的战略迂回,侧翼奇袭;漠北之战中的长途奔袭,捣敌腹心,更是卫青他一生中杰出军事指挥艺术的辉煌之作,也成为中国战争历史上的经典范例。通过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汉军基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徙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从此开始走向衰落。由此可见,卫青的成功,并不是靠他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真是凭了自己有几把刷子。

  

   不过,我对卫青这个人物产生兴趣,倒并非是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更多的是由于他的为将风格。这种风格,从好的方面讲,是“顾大局,能谦虚”,平易随和,谨言慎行;但是,从贬义的角度看,则是十足的“圆滑”,曲意逢迎,见风使舵。在我看来,卫青是一个缺乏鲜明个性、刚毅气质的大将,汉武帝之所以会高度信任他,不但是因为他会打仗,善指挥,而且更是因为他像狗一样驯服顺从、忠诚听话。事实正是如此,卫青既不因战功卓著而轻狂自大;也不因为身为皇亲、位极人臣而骄横跋扈,而是始终小心谨慎,圆滑随和:“为人仁善退让”,做到了“奉法遵职”。忠诚比能力重要,听话比做事优先,这种既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又知所进退,不会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的将材,汉武帝自然满意、自然欣赏。

  

   反映卫青“圆滑”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处理自己麾下败军之将苏建的谨慎方式。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卫青以大将军的身份率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等六将军兵出定襄,反击袭掠朔方一带的匈奴骑兵。苏建、赵信所部在进军途中恰好与单于所统率的匈奴主力相遭遇。双方大战一日有余,汉军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几乎全军覆灭。赵信一看形势危急,遂带着800骑兵向单于投降,苏建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抹油,丢下部众,只身狼狈逃回汉军大营。

  

   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大丢汉军的面子,大伤朝廷的威仪,自然要严肃执行军法,严厉惩处有关责任者,以儆效尤。卫青于是就召集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向他们询问相关的处置意见:“苏建大败而归,法当何罪?”议郎周霸是个非常直率、坦诚的君子,第一个发言,“今建弃军,论律当斩,以明您大将军之威”。闳和安两人则持不同意见,以为应该多考虑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抱同情之理解,高抬贵手,放过苏建一马,暂且饶恕其死罪:“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汉书·卫青传》)

  

   卫青仔细地倾听了双方之间的辩论后,沉吟半晌,然后缓缓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我属于皇亲国戚,身份相当特殊,而且深受皇上本人的信任,完全不必担心在军中没有威信,周霸所提出的用斩杀苏建,来树立大将军威信的建议,实属节外生枝、无事生非,断不可取。作为大将军,我执军法绝对不能自专,在当今天下,皇上才是军中法律的最高主宰:“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同上出处)毕恭毕敬俯仰皇帝的最高权威,藉以表明自己发乎内心深处的恭谦顺从天子之心迹。这真是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左右逢源,世故圆滑到了家。

  

   卫青手下的军官自然也不糊涂,他们对卫青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便一致举双手表示赞同。卫青于是将苏建押上囚车,送往京师长安,让汉武帝本人去发落。汉武帝见卫青如此明晓事理,知所进退,内心的喜悦自不必说,于是便益发信任和重用卫青了。

  

   对卫青的“圆滑”,他同时代的人,大历史家司马迁就颇不以为然,并毫不留情地加以辛辣的挖苦,予以相当尖刻的批评和责备,司马迁斥责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以致“天下未有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人格上卑劣低下,无足可取。这一批评当然成立。然而司马迁没有想到卫青的“圆滑”,实际上恰好折射出古代治军特点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皇权与将权关系的本质性演变。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兵书所提倡的理论,还是实际生活中所反映的实践,统军的大将都拥有专杀犯法部下的大权。孙子就明确主张“君命有所不受”,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战道必胜,主曰无战,虽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六韬》也提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下,才有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立威,司马穰苴辕门立表诛庄贾肃军这一类事情发生,而吴王阖闾、齐景公等人也并不以此为忤逆。

  

   然而到了汉代,随着封建专制的全面强化,《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观念的确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遂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将帅个人完全成了皇帝的附庸,彻底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人格,不复有在前敌战场上机断指挥的权限和专执军法的条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无奈。

  

   当然,这一历史变化也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汉文帝时,周亚夫细柳治军,尚能够强调“军中闻将军之令,不奉天子之诏”,(《汉书·周亚夫传》)他敢于把汉文帝的车驾阻挡在军门之外,从而成为治军史上的一则佳话。不过,这毕竟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回光返照,是天鹅濒临死亡之前的绝唱。汉文帝是厚道之明君,他能容忍周亚夫的行为,可是后来的汉景帝天性忌刻凉薄,便不能允许了,所以留给周亚夫的,也只有一条不归之路可走:入狱自杀。而卫青遇上了更难对付的汉武帝,自然只好变得尽可能的“圆滑”,恭行“人臣奉法遵职”的准则,以求得君臣相安,永保富贵。

  

   等到了宋代,事情越发糟糕,大将出征,只好以皇帝事先所颁发的陈图为具体的作战方案,画地为牢,自我窒息,绝对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于是兵愈众而国愈弱,在与辽、金、西夏、乃至后来的蒙元的军队交锋中,几乎是望风披靡,每战必败,损兵折将,丧师辱国,酿出一缸又一缸的历史苦酒。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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