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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平:不怕权力大 就怕责任小

  

  3月11日,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坊间颇有议论,有赞有弹。12日、14日《南方都市报》分别发表社论《大部制小步推进 改革直面利益格局》和《地区改革呼吁有限度的中央集权》,点出此次机构改革所面临的实质:政府有权无责,权力无法制约,责任无从追究。以今次南方雪灾为例,只见处处英雄,不见任何一个部门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是权力之争?还是利益之争?此次机构改革,无论是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权衡与妥协,还是中央与地方的争权与放权,都只是表面现象,此次机构改革所引起的冲击还仅限于湖水的表面,隐藏于微澜湖水底下的暗涌,实质上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事实上,只要机构改革不触及根本,无论改革多少次,改革的纷争和阻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要打破机构改革的僵局,只有建设权责对等的机构与政府。那么部门与部门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将不复存在。因为,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所以,不怕权力大,就怕责任小。在亦步亦趋地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试水机构改革,建立权责对等的机构与政府,不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中央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最小。

  无论是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扩大,还是各部门权力的增加或缩小,在权责对等的前提下,所有改革的政治成本与政治风险将最小。以发改委为例,国务院中最强大的集权机构发改委之所以饱受病诟仍然屹立不倒,一方面有中央政府对地方强权崛起的政治担心,另一方面有发改委抓权争利卸责的经验在前,使得此次机构改革显得首鼠两端,与前五次相比,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变。无论是“大部制”,还是“行政三分”,小步子亦需坚实,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只在岸边走。

  有人担心此次大部制改革令大部门权力独大,出现类似第二个发改委,建议增加“行政民主”议程。事实上,在目前政治体制下,增加行政民主议程并非没有可能,但“引入”行政民主,即“引入”政治风险,中央未免投鼠忌器,来自下层的阻力不必说,上层自身的阻力就不小。新加坡是典型的“大政府、大社会”的新权威主义国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成功,除了执政党能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外,还在于其权力与责任对等的体制。有人认为新加坡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新加坡执政党的经验,其实消除腐败并不需要承担太大的政治风险。在青年学者康晓光看来,民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坏的选择,执政党要建立新的权威,有时候只需一点“仁政”即可化解困局。

  “仁政”的前提在于掌权者的良心。然而“良心”往往是最靠不住的。在中青年学者秦晖看来,与其相信“良心”,不如相信“制度”,而“制度”也是可以妥协的,即“共同底线”,也叫“秦晖底线”,而“秦晖底线”最底层的一条,就是权责对等。用秦晖先生的话说,我们不能左手要权力,右手丢责任,既要权力国家干预,又要责任市场化。我们可以“大政府、大社会”,也可以“小政府、小社会”,但不能“大政府、小社会”。机构改革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大部门、小责任”,或“小部门,大责任”。此次机构改革所谓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归根到底还是“免责之争”。广东申请“区域协调发展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申请试点“行政三分”,只要“责随权走”,“权带责下”,也未尚不可。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向中央提出申请的时候,我们想得更多是什么?责?权?利?

  

  2008-3-17午夜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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