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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快乐,有敌人吗?

    

     自从1980年代中国发生性革命以来,到21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性的快乐主义”的兴起。

     2013年5月,中国与外国的20位研究者齐聚一堂,专门讨论“性快乐”的问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我却觉得意犹未尽。如果我们仅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仅仅呈现个人感受,仅仅发表自己的体会,那么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做得很好,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者做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从理论的层次上,从普适性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第一,是性快乐,而不是所谓的“性愉悦”

     性愉悦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说法。性,本来就是人类最激情、最深刻、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是如颠似狂、物我两忘、浴火重生。如果用一个轻飘飘、软绵绵的“愉悦”来表达,那么离“精神禁欲”也就不远了。

  

     第二,性快乐与性高潮是什么关系?

     性快乐,包括不包括性高潮?

     如果不包括,那么它与中国传统中的“为后(为了生儿育女),非为色(性高潮)也”还有什么区别?

     如果包括,那么性高潮是基础?还是中心?还是目标?

     我倾向于是基础。性快乐至少应该是朝向性高潮的,否则“性”与其他活动就无法区分了。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建构论不可以走向“生物因素取消论”。

  

     第三,“性快乐”跟什么对话?

     在历史传统的主流中,中国没有肉体禁欲主义(不许结婚,不许性交),只有精神禁欲主义(不可寻欢作乐)。

     在现实中,中国没有“Sex=Sin(性即罪恶)”的文化,没有通奸罪,也没有“性技巧罪”(口交、肛交);只有“脏”和“乐极生悲”的“因果报应”式的压抑。

     中国没有“性成瘾”的概念,只有“劳色伤身”;其实就是把对于性的控制落实在“身体健康”上。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性的各种信仰在冲突,而是根本就缺乏“性哲学”。就连人们一直批评的“封建道德”,其实也没有任何成型的理论与论述。例如在最近的一次恳谈会上,有一位信奉国学的参会者是准备来吵架的,但是却吵不起来,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国学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性哲学,就连儒家的性哲学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楚。那还怎么跟别人吵架呢?

     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逐步建设自己的性哲学,而且应该与儒家和中医进行对话,而不是仅仅针对犹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那是西方性革命的批评目标,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严重问题。

  

     第四,在什么层面上对话?

   性快乐究竟是公领域的,还是私领域的?

   我认为,不能把性加以“政治化”,更不能变成“非个体化”。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有过惨痛的教训:在文革中,就是因为把“性”与“(政治)革命”给对立起来,才招致万千的个人,仅仅因为性方面的一点点越轨,就被批斗,甚至被杀害。

     在公领域中,反对性快乐的思想与措施,从来都来自国家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宗教或者其他NGO,更不是Gender之间。例如扫黄,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群体足以把扫黄搞得如此严厉和持久。我们现在尤其不能鼓吹“性别战争”,因为在中国普通男人中,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过任何一个专门歧视妇女的组织或者团体。

     在私领域,性快乐被反对者们批评为:不计后果、自私自利、为所欲为。可是我们这些主张性快乐的人,却很少针对这样的批评来仔细说明自己的主张究竟是什么;甚至有人盲目地鼓吹不受任何限制的、可能会损害其他个人的那种“性自由”。这就不仅给别人送上把柄,而且基本上就是性快乐的自杀。

     如果我们不能在公领域与私领域批判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性快乐就会成为无根之木,别说绿遍群山,就连破土萌发都没有可能性。

     我们应该首先从私领域开始,依靠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和草根组织的结合,逐步杀入公共领域,争取在今后的10年之内,实现“性快乐的主流化”。

  

   结论

     在现今中国,性快乐就是以性高潮为基础,选择与发展人类激情的总和。

   推动性快乐的主流化,应该从私领域开始,促进公民去学习个体选择;而不是去搞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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