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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中学为私 西学为公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几乎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该问题是1898年张之洞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所提出。一百多年过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反对它也好,支持它也罢,我们的思维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八个字的“体用模式”。上个世纪末,一个文化老者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于是中国文化行情渐长,甚至有学者要用它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前不久,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就是向全世界推广传统儒文化的显例。

  是否可以改换一种思路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呢。在我看来,体用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容易导致独断论。一则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体的,它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另则作为“体”的中学或西学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作必要的价值分殊。体用原本不二,以此为体,以彼为用,纸上说说可以,但实际上做不到。百十年来,张之洞以中学为体显然失败了,新文化勇士们试图以西学为体,全盘西化,明显也没成功。因此,张氏的体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

  在我看来(我既认同西方文化,又眷恋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其体用,孰若并置。或者,把体用模式转换为一种公私结构,未必要让它们“会通”,而是使它们各有应对。这里,我不妨仿张之洞来个“新八字”: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中,我倾向于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厥功甚伟,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份普世价值的菜单。这份菜单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属于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价值资源。这些资源早自严复就开始输入本土(比如自由),但严复可贵在于他并不反传统。到了新青年,局势骤然一变。虽然菜单上又追加了民主与科学,但它却走上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不归路。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只能是专制与极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后来前苏联之类的社会甚至走上了比专制更甚的极权道路。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诞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们从事制度建设的主要资源。在这一点上,传统儒文化帮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治,本身就是一个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的差序格局。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传统文化非但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儒文化是强调个人修行的,比如“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扩展程序,也是一份价值菜单。它的问题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容,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则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当然,推崇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变成道德专制了,传统社会正是如此。在个人自律的意义上,古代士人重名节,总比今天唯利是图、不讲廉耻要好得多。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过度开发的社会,欲望本身没问题,但欲望的无止境却肯定带来诸多问题。因病发药,传统文化的道德属性可以也应当发挥它这方面的功能。今天我们能碰上一个道德自洁的人,虽身不能至,却也是心向往之的呀。

  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条目,是一条“内圣外王”之道。由于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传统文化从内圣直驱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两橛,让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结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专制途。在我看来,内圣属于私人空间,外王则是公共领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样把传统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给作为个人选择的私人领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来治天下。外王还是让度给外来的民主宪政吧,儒文化不要轻易僭越,否则橘逾淮则为枳。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仅反对试图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新“儒教”(蒋庆),亦不赞同公共领域中的“儒家自由主义”(杜维明)和“儒家社会主义”(甘阳),同样也不赞同上述汤先生向全球推广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国而不是法治国)。

  让儒家回归私人领域吧,就像让民主宪政看守公共领域。从体用到公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分际和两种文化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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