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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永松:中国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

  

  在一次画展上,笔者与一位台湾作家谈起中国历史人物,结果两人崇拜的偶像竟然都是苏东坡

  理由是:苏东坡被贬徐州时,带领百姓抗洪救灾;被贬杭州时,治理西湖;被贬惠州时,当地一时病毒蔓延,他立即推动种药修桥,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被贬海南,在人生最低谷,还不忘帮助百姓革除陋习,推广农业技术,招收学生培养人才。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苏东坡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不计前嫌,两位巨人最后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跟这样的人做同胞,何等自豪!

  

  没有现代公民意识

  

  正当我得意之际,这位作家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

  我沉思良久: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

  中国未来的改革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另一种选择是:执政者与公众适当妥协,互相体谅,比如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以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循序渐进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通过毒奶事件,人们发现半官方的奶业协会形同虚设。当政府拿起“社会责任感”的大棒千篇一律禁止食品涨价却不提任何配套政策时,它也随声附和,对原料上涨和奶农的困境漠不关心,对行业内普遍弄虚作假的现象更是视而不见。尽管铁路、电信、电力、医疗等垄断行业招致天怨人怒,可垄断依旧铁板一块,民营化遥遥无期。半官方的消费者协会根本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

  

  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

  

  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联合民间专业人士和民营企业,出面组建一些山寨版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消费者协会?

  理性中道的民间组织只会减轻政府负担,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厦门PX污染项目的成功停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当地民众和政府积极沟通的结果。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后,市委书记薄熙来立即邀请司机代表对话,鼓励建立司机工会,对话现场全程电视直播。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从制度层面正视问题。过分的悲观,其实只是懒惰的借口。

  笔者希望知识分子在批评政府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无论是推动铁路民营化、直选人大代表,还是废除高考招生户籍歧视制度,新一代知识分子都有极大的挥洒空间。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墙角。

  因此,知识分子也应设身处地为执政者着想。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暴力、仇恨和敌意。急剧转型的中国需要沟通,更需要妥协和宽恕。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

  中国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但需要能伸能屈的苏东坡。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愤青和怨妇的层次,而应从先贤的经验中汲取爱与智慧,明哲保身或者愤世嫉俗都无济于事。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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