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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他们为什么不吭声?

  

  我在中国的好几个机场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到了应该登机的时候,什么消息都没有,然后就说误点了,继续没有任何消息。谁都不吭声,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飞机为什么误点。

  旅客先是感到暂时的困惑,然后觉得着急,第三步终于变得焦虑。到了焦虑阶段,他们就开始主动去询问,然而即便你主动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到了第四阶段,就出现了与和谐社会截然相反的现象:双方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在过去的几年中间,这样的报道已经出现了好多次。

  目击这种情况,我一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机场在关键时刻不吭声呢?这种行为方式和国际惯例完全不同。稍微好点的机场,如果飞机晚点,往往在预定登机的时间之前半小时就开始广播。这也很简单。该登机的时候不能登机,你一定是要一个解释。或者是工作人员拿个喇叭出来讲,或者在登机口挂一个牌子,有的时候是显示在电子屏幕上,解释延误的原因,到底是天气不好还是飞机晚到,或者是机械原因,还是飞机调度问题。服务更好一点的话,还要通告大概会延误多长时间。

  一个明确的信息能有效缓解乘客的焦虑,消弥冲突。为什么我们的机场就做不到呢?我考虑这个问题好几年,终于得到了结论。中国的机场的作风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是从政府官员那儿学来的。许多政府官员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最习以为常的方式就是不吭声,不披露消息,不提供解释。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人必须依靠信息来行动。人必须通过信息来互动。你不给他信息,就会造成非常紧张的和激化的互动方式。因为他们不吭声,许多本来不大的事件,最后酿成了大的冲突。

  有些官员大概以为,只要不吭声,事情就可以瞒过去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差不多还能管用,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早已经不行了。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政治学界开始研究“良治”(Good Governance),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有很多标准,但“透明度”一定会排在前三位之中。透明度就是政府要在足够早的时候发布信息。不仅要发布,而且要解释;不仅要及时,并且要保真。

  不论年龄大小,教育水平高低,公众都有吸收信息、理解信息和使用信息的基本能力。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给出真实的信息,就在鼓励人们相信最坏的信息。所以会有谣言。任何一个地方谣言盛行,责任不在民间,而在控制信息的官员和机构。

  每年中国都要发生数万起大小群体事件,乃至于暴力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在早期化解掉。为了小矛盾不要变大,“文的矛盾”不要变成“武的冲突”,“武的冲突”不要引发成“流血的暴力”,最重要的事就是尽早披露真实的信息

  2008年中国通过了《信息公开条例》,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法规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要让这个法规行之有效,需要另外两个环节的配合。第一,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机构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果政府拒绝公开或者有意误导,必须加以追究和惩罚。没有这个环节,这个法律就只是没有牙的老虎,咬不到任何人。第二,如果政府机构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里发布信息,他们就不应该垄断信息传播和发布的渠道。既然政府无力发布真相,就必须允许民间的信息渠道发挥替代作用,不然就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政府拒绝发布信息,同时垄断发布信息的渠道,就为社会矛盾激化和暴力准备好了最好的条件。1950年代的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米达尔曾对苏联的高级官员说,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一样可怕和有害;甚至更可怕,更有害。SARS之后,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在21世纪,信息垄断造成的可怕和有害的后果是资本垄断和权力垄断的相加。因为信息是资本和权力运作的要素和基础。

  回头来看,中国机场里之所以频频发生冲突,不正是因为那些掌握了信息的人,有意无意地把信息当作自己的垄断资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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