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连续多天下雨，突然来了晴天，我下地劳动一个多月后，被调到大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很高兴。一到宣传队，就显示出了我的创作才能。我写了好几个快板、接词，我和几个农村青年一道演出。接词接不上，我要唱歌，唱就唱吧，我一点也不害羞。四十年过去了，我现在仍然脸老皮厚，大庭广众之下吼他一曲，卡拉OK厅里从不滞滞扭扭，抓起话筒就唱，还唱得不赖，赢得阵阵掌声，大概就是那时奠了点基础的缘故。农村青年唱歌普通话不准，很土气，我唱歌普通话不错，他们很羡慕。我自学歌谱，从收音机或喇叭里听到一首好歌，找到曲谱，先跟着收音机把歌唱熟了，然后再来唱这首歌的谱子，渐渐懂得了乐谱知识。后来一首生歌谱拿到手，也就能哼了，直到现在我所在的学校老师羡慕我识歌谱，能自学生歌，全是40年前下的功夫种子。当时有人叫我拉二胡，我没接受，只会吹笛子、吹口琴。“怪本事学三分，过河不要给渡船钱”，这成为我一生遗憾。在台上唱歌，农民最喜欢我唱“革命风暴激浪，战士胸有朝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对你讲……”唱词到现在都记得，可惜歌名倒忘了。这首歌旋律优美，非常抒情，在那风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唱得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后来我又对着谱学唱京剧样板戏选段。《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一段唱“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杜鹃山》中雷刚的一段唱“大火熊熊浓烟卷”都是我四十年来的保留节目。我当教师后，做班主任与学生联欢，要我唱京剧，我便捧出这两道大餐让大家共享。
在我的演出节目中，我最不能忘也让我最开心的是演《六大妈学毛选》，这个节目本来是几个女青年演，她们演不好，有个男青年对她们进行指导，摆出大妈走路出场的姿势，引得大家捧腹大笑。队长思维急转弯，说干脆这个节目由六个男青年演，肯定更有情趣。我便是六个男青年之一。大家用心排练。演出了，六个小伙子头上扎农村大妈用的头巾，穿农村大妈常穿的大襟蓝褂子，下身统一黑裤子，学着农村大妈一摇一晃走路的样子，在音乐声中出场了。记得是晚上演出，舞台灯光明亮，立即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还听见台下快乐无比的“哈哈”“欢欢”的笑声。六个人演出每个人都要说自己所扮演的大妈是怎样学毛选的。轮到我说时，台下的人不听我说，一个劲的嘻嘻哈哈笑着议论我的扮相，说：“小张儿最像女的，最痛！”演出结束后，那些大妈大伯还这样说，我有些生气了：男子汉大丈夫，说我最像女的，岂不成了人的笑料？
我在宣传队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当识字老师。农村家庭不让女孩上学，好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演员不识字，演出台词认不得。队长要我教她们认字。开始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教，速度太慢，赶不上演出的需要，干脆我就教她们读一句句台词，她们记在心里，字认不得，台词可都记熟了，有点像当时风靡全国的顾阿桃学毛选，别人教一句，她就记一句。也许当时我教女青年识台词的方法就是由她产生的灵感。
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我又一感到开心的是结交了外生产队许多青年朋友。他们一般比我大，把我当小弟弟，大家整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记得一次，别人给了我一把花生，花生在当时的里下河地区少见，一个长得像《沙家浜》里胡司令的胖青年向我讨吃，我看他那馋相好笑，我对他说：你叫我一声“爸爸”，我就给你。“民以食为天”在当时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他竟然恭恭敬敬地叫了我一声“爸爸”，闹得整个屋子里的人乐不可支，我反而脸红得象一团火烧云，不好意思答应，慷慨的把手里的花生全给了他，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不过我又很抱怨他，他会抽烟，也叫我抽，我经不住劝说，16岁的我竟也能吞云吐雾。也难怪他，宣传队里的青年基本上个个会抽烟，唯我不抽，反而显得不合群。我现在基本上不抽烟，偶尔逢场作戏，不过问我的烟龄，我竟大言不惭地回答：40年有余。听者惊讶得直吐舌头。“接受再教育”大概也包括抽烟的内容，老师就是这位“胡司令”老兄。
还有个叫庆武的男青年，长得非常英俊，穿一身黄军装，带着军帽，腰里扎个军用皮带，就差帽徽领章，否则是一个标准的生气勃勃的解放军战士。他对我非常关心，只要我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他立即予以帮助，看到我不高兴了，立即问我原因，安慰我，我很感谢他。他当时没有结婚，经常到我住处与我同宿，我们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似如亲兄弟一般。两年后，他被江都的一个富户农民看中，由亲戚介绍，去那人家倒插门了，我们以后再没见过面。想不到20多年后，他的孩子到姜堰来上学，就读我做班主任的班，做了我的学生，我们再次见面时，两人高兴得几乎拥抱在一起。可惜当年的英俊之气在他身上荡然无存，劳动的艰辛，生活的困顿，使得他过早地衰老，才30多岁，已经像40大几的人了。我对他孩子很好，算是当年我当知青时他对我很好的报答。
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不可以回城过年的，因为春节期间要演出，生产队社员送给我过年的元粉、蚕豆等。大年三十晚上，大队长请我去他家作客吃年夜饭，菜很简单，一碗红烧肉，一碗鱼，一碗青菜豆腐，没什么过年的气氛。到是第二天正月初一，我随队长去一个个社员家拜年，气氛热烈。不过我也闹了些笑话，主人盛了一碗碗红枣招待客人，队长他们只吃了几个红枣，就把筷子放下了，可我不管，非把碗里的红枣吃完不可，心想怎能在主人家留“剩饭碗”？主人不说什么，队长也不好阻止我吃，他们只是一个劲地笑，等我吃得碗底朝天，出门了，队长才告诉我：碗里的红枣不能全吃净，要留着存元宝。我一听，笑着抱怨自己，直顿脚。春节后我回城告诉母亲，母亲说：姜堰城里也有这风俗，批评我把谗相留给人笑话。
春节过后，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解散。不过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我的知青生活中，它是唯一的一件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