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革命委员会好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毛主席又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建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有许多权力被坏人夺去了，这些坏人就是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篡党、篡政、篡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大批“坏人”。为了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必须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重新夺回被走资派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经过两年多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终于打垮了党内走资派，夺回了被他们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那些地方和单位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是潘复生。
这四个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也是我国文化大革命“一月革命”的样榜。但是，革委会成立以后，这四个省仍然混乱不堪，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里，这四个省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潘复生、王效禹、李再含和刘格平也先后被打倒。这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政权以后，权力并不一定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斗争仍然激烈复杂。
刘格平、王效禺、潘复生、李再含等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名鼎鼎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风转舵，出卖灵魂，投靠造反派，跳得最高，闹得最凶，红得发紫，是一些典型的两面派人物。
刘格平，回族，1949年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8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代理第一书记，1965年任山西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格平得到江青等人的召见，回山西后便组织造反派夺权。1967年3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终于当上了山西王。但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并未到此结束。省革委会成立没半个月，山西省就发生了红总站和红联站之间的派性斗争。两大派矛盾不断激化，大规模武斗频繁发生，流血事件多次出现，刘格平的地位也摇摇欲坠。1969年7月，中央专门向山西发出【七、二三布告】，他就失去了省革委会主任的宝座。此后，在对刘格平进行了数个月的批判后，就将他下放工厂劳动，一去就是六年。
潘复生也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河南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最先表态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对省委进行炮轰、砸烂和夺权。1967年1月，全国掀起了大夺权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省走在全国的前列，被誉为“东北的新曙光”，潘复生成为全国第一个当上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从此，他红极一时，好不威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下，劲头十足的整人害人。1967年6月9日，他亲自指挥数万工人冲砸哈军工，制造了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后来，哈尔滨市的武斗越演越激烈，连坦克都敢开到大街上去，一时震惊全国，潘复生由此受到中央和周恩来的批评。
1971年6月，潘复生的路走到了尽头，他被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黑龙江问题的根本在潘复生那里。”他被押到了辽宁盘锦，被看管起来，整整审查了九年。
跟刘格平和潘复生相比，王效禺的资格就嫩了一点。他38年入党，65年任青岛市副市长。文革中他支持红卫兵造反，成为毛泽东钦点的“革命干部”，也成为山东省的造反派头头。1967年1月19日，他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支持下，带领造反派在山东夺权成功，2月23日，王效禺担任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就山东夺权进行了报道，他身价倍增，成了全国关注的风云人物。
王效禺掌握了山东省党政军大权后，数次调动上万造反派组成的武斗队，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夺权，制造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他还指挥造反派殴打驻徐州部队指战员，占领了徐州军分区大院。
1968年底，王效禺发动“反复旧”运动，不断清洗各个造反派组织，鼓动造反派再次夺权，使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山东的混乱局面还波及其他省份。1971年，中央撤销了王效禺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并将他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劳动。
跟王效禺一样，李再含的资历也很低。他37年参加工作，38年入党，文革前在贵州省军区任副政委，大校军衔。
在文革的造反派夺权中，贵州省也是最早的省份之一。1967年1月25日，贵州省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因支持造反派夺权，为毛主席所看重，专门敕予一句“山东出了个王效禺，贵州出了个李再含”，他的行情一路飙升，一下子便当上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了贵州省的第一把手。此后，他指使造反派肆意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鼓吹文攻武卫，煽动和挑起群众斗群众，在贵州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1969年，造反派在贵阳制造了全省的大规模武斗，贵州省的社会秩序混乱不堪。8月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手解决贵州问题，指出李再含犯有“错误和罪行”，调北京学习。1971年5月，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这四个省的问题在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后才慢慢地得到解决。
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都斗得这么厉害，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在文革中，两大派斗争最激烈最厉害的地方是陛邻广东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此外还有云南省、西藏和新疆等地，由于派性斗争激烈复杂，这几个地区最后才好不容易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文革初期，在支韦【指韦国清，广西第一把手】还是反韦的问题上，广西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由于有韦国清和广西军区的支持和撑腰，逐渐坐大，控制了广西的局面。广西四、二二虽然力量弱小，但毫不屈服，跟联指对着干。去年年底，中央指示广西革筹小组准备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两大派在权力问题上争吵不休，继而大动干戈，南宁、柳州、桂林和许多市县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在中央的强力制止下，两大派在北京签定了停止武斗，促进大联合的协议，广西局面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但在1968年5、6月间，广西两大派又重新开战，武斗越打越激烈。双方抢占武斗据点，阻断交通，抢夺抗美援越物资，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半年多来，广西革委会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一些市县的联指派则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用武力消灭或驱赶对立派，强行建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广西许多市县的四二二派丢掉了地盘，纷纷向桂林、柳州、南宁逃窜。
消息传来，联总派的头头大喜若狂：“广西干得好啊！我们要向广西联指学习，用武力把井系旗派消灭干净，尽快地把紫贝县革委会建立起来！”
县革筹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陈延贵则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跟井系旗派那些乌龟王八蛋们坐在一起。可是紫贝县的情况跟广西不同。上面有指示，我们要跟井系旗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建立革命委员会。不过请你们放心，革委会建立以后，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是不会吃亏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毛主席决定在今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尽快稳定全国局势，要求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机构----革命委员会。结果，有20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两年见眉目，三年结束”的战略布署。
排在最后的有四个省和自治区，它们是云南、广西、新疆和西藏。云南省于68年8月13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谭甫仁。广西壮族自治区于68年8月26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韦国清。这两个省区是文革中派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同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当时所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台湾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