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革命委员会好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毛主席又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建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有许多权力被坏人夺去了,这些坏人就是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篡党、篡政、篡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大批“坏人”。为了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必须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重新夺回被走资派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经过两年多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终于打垮了党内走资派,夺回了被他们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那些地方和单位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是潘复生。
这四个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也是我国文化大革命“一月革命”的样榜。但是,革委会成立以后,这四个省仍然混乱不堪,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里,这四个省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潘复生、王效禹、李再含和刘格平也先后被打倒。这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政权以后,权力并不一定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斗争仍然激烈复杂。
刘格平、王效禺、潘复生、李再含等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名鼎鼎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风转舵,出卖灵魂,投靠造反派,跳得最高,闹得最凶,红得发紫,是一些典型的两面派人物。
刘格平,回族,1949年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8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代理第一书记,1965年任山西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格平得到江青等人的召见,回山西后便组织造反派夺权。1967年3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终于当上了山西王。但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并未到此结束。省革委会成立没半个月,山西省就发生了红总站和红联站之间的派性斗争。两大派矛盾不断激化,大规模武斗频繁发生,流血事件多次出现,刘格平的地位也摇摇欲坠。1969年7月,中央专门向山西发出【七、二三布告】,他就失去了省革委会主任的宝座。此后,在对刘格平进行了数个月的批判后,就将他下放工厂劳动,一去就是六年。
潘复生也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河南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最先表态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对省委进行炮轰、砸烂和夺权。1967年1月,全国掀起了大夺权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省走在全国的前列,被誉为“东北的新曙光”,潘复生成为全国第一个当上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从此,他红极一时,好不威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下,劲头十足的整人害人。1967年6月9日,他亲自指挥数万工人冲砸哈军工,制造了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后来,哈尔滨市的武斗越演越激烈,连坦克都敢开到大街上去,一时震惊全国,潘复生由此受到中央和周恩来的批评。
1971年6月,潘复生的路走到了尽头,他被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黑龙江问题的根本在潘复生那里。”他被押到了辽宁盘锦,被看管起来,整整审查了九年。
跟刘格平和潘复生相比,王效禺的资格就嫩了一点。他38年入党,65年任青岛市副市长。文革中他支持红卫兵造反,成为毛泽东钦点的“革命干部”,也成为山东省的造反派头头。1967年1月19日,他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支持下,带领造反派在山东夺权成功,2月23日,王效禺担任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就山东夺权进行了报道,他身价倍增,成了全国关注的风云人物。
王效禺掌握了山东省党政军大权后,数次调动上万造反派组成的武斗队,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夺权,制造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他还指挥造反派殴打驻徐州部队指战员,占领了徐州军分区大院。
1968年底,王效禺发动“反复旧”运动,不断清洗各个造反派组织,鼓动造反派再次夺权,使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山东的混乱局面还波及其他省份。1971年,中央撤销了王效禺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并将他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劳动。
跟王效禺一样,李再含的资历也很低。他37年参加工作,38年入党,文革前在贵州省军区任副政委,大校军衔。
在文革的造反派夺权中,贵州省也是最早的省份之一。1967年1月25日,贵州省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因支持造反派夺权,为毛主席所看重,专门敕予一句“山东出了个王效禺,贵州出了个李再含”,他的行情一路飙升,一下子便当上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了贵州省的第一把手。此后,他指使造反派肆意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鼓吹文攻武卫,煽动和挑起群众斗群众,在贵州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1969年,造反派在贵阳制造了全省的大规模武斗,贵州省的社会秩序混乱不堪。8月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手解决贵州问题,指出李再含犯有“错误和罪行”,调北京学习。1971年5月,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这四个省的问题在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后才慢慢地得到解决。
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都斗得这么厉害,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在文革中,两大派斗争最激烈最厉害的地方是陛邻广东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此外还有云南省、西藏和新疆等地,由于派性斗争激烈复杂,这几个地区最后才好不容易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文革初期,在支韦【指韦国清,广西第一把手】还是反韦的问题上,广西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由于有韦国清和广西军区的支持和撑腰,逐渐坐大,控制了广西的局面。广西四、二二虽然力量弱小,但毫不屈服,跟联指对着干。去年年底,中央指示广西革筹小组准备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两大派在权力问题上争吵不休,继而大动干戈,南宁、柳州、桂林和许多市县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在中央的强力制止下,两大派在北京签定了停止武斗,促进大联合的协议,广西局面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但在1968年5、6月间,广西两大派又重新开战,武斗越打越激烈。双方抢占武斗据点,阻断交通,抢夺抗美援越物资,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半年多来,广西革委会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一些市县的联指派则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用武力消灭或驱赶对立派,强行建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广西许多市县的四二二派丢掉了地盘,纷纷向桂林、柳州、南宁逃窜。
消息传来,联总派的头头大喜若狂:“广西干得好啊!我们要向广西联指学习,用武力把井系旗派消灭干净,尽快地把紫贝县革委会建立起来!”
县革筹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陈延贵则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跟井系旗派那些乌龟王八蛋们坐在一起。可是紫贝县的情况跟广西不同。上面有指示,我们要跟井系旗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建立革命委员会。不过请你们放心,革委会建立以后,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是不会吃亏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毛主席决定在今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尽快稳定全国局势,要求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机构----革命委员会。结果,有20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两年见眉目,三年结束”的战略布署。
排在最后的有四个省和自治区,它们是云南、广西、新疆和西藏。云南省于68年8月13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谭甫仁。广西壮族自治区于68年8月26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韦国清。这两个省区是文革中派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同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当时所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台湾省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