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跛脚”的战斗
但主攻方向还没有发生战斗，木材厂一带悄然无声，只有草丛里的小虫在不知疲倦地鸣叫着，跟紫贝岭上的枪声、呐喊声遥相呼应，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激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也随着快速地跳动起来。我虽然不直接参加这场战斗，但我却是这场悲剧的目击者。
在蓝色的天幕上，突然飞蹿着两道耀眼的光线，“鸣-----鸣------”几声怪叫在我耳膜里震荡着，像过年放烟火一样，两颗红绿信号弹在我前面升起，在空中划了两个大弧形，然后消失在夜空里。这是进攻的信号。
“达达达------”一阵猛烈的枪声爆发了，象滚滚而来的风暴，打破了大地的沉静。在木材公司和椰子厂之间的空地上，闪烁着无数条火舌，把周围的景物照得雪亮。在暴风雨般的枪声中，传来了雄浑的军号声和激昂的喊杀声。大地震抖了。
“干上了！干上了！”同学们都站了起来，跺着脚喊着，为我们的战友鼓气助威。
“趴下！快趴下！这里有危险！”带队的民兵大声喊叫着，耳边传来了子弹跟空气磨擦的“吱吱”声，于是我们又趴下去了。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枪声慢慢地稀疏下来，最后竟全部停息了，于是我们便认为这场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我们的战友已打进了椰子厂。大家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大声喊着“万岁”地向前走去。那位带队的民兵也不干涉我们，也跟着往前走。
我们刚往前走了几步，枪声又突然爆响起来，而且比刚才更加猛烈，中间还夹杂着低沉的机关枪声和“轰隆轰隆”的手榴弹爆炸声，木材厂和椰子厂之间的空地上火光闪烁，浓烟四起，一些子弹尖叫着向我们头顶上飞来，吓得我们又赶快趴在地上。
这阵子的射击时间比较长，枪声更加猛烈，枪弹的闪光还停留在木材厂和椰子厂之间的那块空地上，飞来飞去，耀眼得很，于是我猜测我们的战斗队并没有攻进椰子厂，战斗还在继续进行。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从木材公司那边陆陆续续走来了一些人，他们都抬着单架，上面躺着伤员，他们大声喊着“快点！快点！”迅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点了一下，我们大概有十多人负伤了。
我还没来得及打听战斗的情况，又有两颗信号弹飞上了蓝天，我以为这一次又要大干一场，出我意料之外，枪声却慢慢地减弱了，最后，只有一挺机枪单调而有节奏地响着。
我往前看，从木材公司那里又跑来了一大伙人，这时，我再也没看到有单架被抬出来，跑出来的都是那些拿枪的人，他们三人一群，五人一伙，低着头向我们这个方向跑，样子非常狼狈。
那里出了什么事？怎么收兵了？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半个钟头，我感到奇怪，正想打听，只见从木材公司那里又涌出了一批一批的人，人越来越多，一群接着一群，同样的低着头，提着枪，个个争先恐后，夺路而走，一齐挤上公路，杂乱无章地向学校跑去。
我更加奇怪了，赶忙拦住一位民兵：“咋搞的？你们都往回跑，椰子厂不打了？”
他一边走一边摇头：“还打个屁！我们撤了！”
有些同学也想跟他们走，被带队的民兵拦住了：“你们都不要跑，就地待命！”
我们又趴了下来，隐蔽在树林子里面。公路上还有很多人在跑，一边走一边议论。
“这是咋回事？我们往前打，后面的人却往后溜？”
“那些胆小鬼要枪毙几个才解气！”
“我解放前打过几次仗，可从来没象今天这样打的窝囊仗！”
“是指挥部下了命令！我看见打了撤退的信号弹！”
“不是指挥部下命令，谁敢往后跑？”
“如果再加一把力，我看椰子厂准能拿下来！”
“家益、先傅他俩死得冤枉啊！”
“指挥部里有奸细！回去要跟他们算帐！”
末了，我看见两伙人簇拥着，不知道在抬着什么，人群中传来了叹气声和哭泣声。
我们知道事情有些不妙，赶快去看个究竟，上前一看，原来有一些是我们参战的同学，他们抬着两位已经死去的民兵。
大家都赶去帮忙，七手八脚地把那两具尸体接过来，抬尸体的那几位同学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
谁死了？大家想看个清楚，可是在晚上，又没有人敢打手电筒，无法看清那两个人的形貌。
“这两个人是谁？”我问早先抬尸体的同学。
“听说是东郊红农会的家益和先傅。”他们回答说，接着大骂起那些民兵来：“那帮家伙都是胆小鬼，家益他俩被打死了，他们拔腿就跑，连自己人都不管了！要不是我们几个冲上去把他俩抢回来，说不定联总派明天就要把他们拉去展览了！”
“别指望他们去解救紫贝岭了，他们自己还护不了自己呢！”一位同学生气地说。
“象这样打仗，紫贝岭肯定是完了！”又一位同学接着说。
同学们轮流抬着这两位死去的战友，终于把他们带回学校。我们把他俩放置在原校长办公室的地板上，同学们上前去用手电筒一照，我大吃一惊：有一位竟是我的老乡，名叫潘先傅，他的头部中了两弹，脑袋上穿了两个大洞，脑浆和血污满脸都是，一双眼睛已经凹了进去，样子非常可怕。他原来是县委宣传部干部，后因病在家休养，他是什么时候参加井系旗派的，我不知道，可是现在却被打死了。另一位据说是我们临近椰海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头部也中了两颗子弹，脸部同样可怕。
我们注视着这两位死难的战友，欲哭无泪，心里感到无比的悲痛，在场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发表意见，只是哀声叹气，后来，大家默默地离开了这里。当时，没有一个红农会民兵来看这两位死者，甚至连指挥部的头头也没有来，他们是害怕看见这可怕的场面呢？还是有别的原因？
校长办公室门窗早被拆掉，大门洞开，我们担心野狗三更半夜闯进来糟塌他俩，又把他俩抬进校长卧室，把门给关了起来。
后来我在紫中当教师时，警告校长说他的卧房里曾有两个死人躺过，他起初不相信，说我骗他，后来经过多次查询，才了解真相，乖乖地搬了出去。
第二天，我又和几位同学去看家益和先傅，因为我觉得，尽管他们不曾跟我们生活在一块，但毕竟是我的老乡，是我们这一派的战友。在井系旗派最危急的关头，他们奋不顾身地去冲锋陷阵，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他们的死使我们井系旗派每一个活着的人心里面都感到悲痛。
他俩静静地躺在地板上，眼睛紧闭着，伤口还流着血水，地板上摊满了很多血污，样子比昨晚还可怕。
椰子厂的战斗持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打得非常激烈，井系旗派的两次冲锋，都被联总派猛烈的火力所压制，造成很大的伤亡。建华山大队红农会民兵参加这场战斗的不超过10个人【下东高地遭遇战后，大多数的建华山大队红农会民兵都跑回家去了】，却一死两伤，伤亡不可谓不大。战场上的重大伤亡给参战者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引起混乱，这也是井系旗派急急忙忙撤出战斗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场战斗中，井系旗派有十多名参战者负伤，我的同学粱振当也受了腿伤。受伤者被海军救护车送到附近的海军辽家里医院去治疗，重伤者被送到三亚海军医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内乱引起武斗，武斗也是战争。在文革武斗中死亡的人据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人，不亚于一次重大战役的死亡人数。但文革武斗中的战术含量率很低，这是因为武斗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学生、工人和农民，还有一些退役军人，他们不是正规的军队，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拿起枪来就投入战斗，许多人连武器都不懂使用，更何谈战术和战斗经验。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这个道理。
椰子厂的战斗打得一团糟，可想而知。
四十九、哭送战友
沉云低低沉沉，愈积愈厚，愈积愈浓，堆满了整个天空。这不，牛毛似的细雨，又密密麻麻地飘落下来，盖住了整个校园。整整一天，寒风吹得更猛，鸣嗯怒吼，啸音飞旋，扬起满天残枝败叶。校园里迷迷茫茫，显得凄清、荒凉、冷寂和可怖！
椰子厂战斗后的第二天，城外的红农会民兵继续呆在紫中和人中校园一带休整，整个东南线民兵笼罩在一片失败的情绪之中。民兵们个个哀声叹气，愁眉苦脸。这一天，井系旗派的头头们都集中在紫贝中学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议，连在紫贝岭上指挥战斗的几个头头也赶来学校。这个会议是应军训团王团长提议召开的，主要是捡讨这场战斗失败的教训以及讨论今后的行动计划等问题。军训团的王团长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这场战斗的指挥横加指责，对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潘先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场战斗，我们投入了很大的兵力，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拿不下联总派只有几十人据守的椰子厂，这是一场最糟糕最窝囊的战斗，我真不知道潘总指挥是怎样指挥这一场战斗的。老潘，你必须在会上做深刻的检讨，否则，就对不起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在会上，潘先阳做了主要讲话，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声明这次战斗的失败由他负全部责任。然后，他对整个紫贝岭保卫战做了具体的分析，他说，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单靠东南线这一点点的力量，是无法担负起解围紫贝岭的重任的，要打破联总派对紫贝岭的包围，必须动员全县井系旗派的力量，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设法把县东和县北的红农会武装调上来，共同组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对于今后的行动问题，头头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没有达到一致的意见。最后，在王团长的干预下，头头们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指挥部要尽快地把全县的红农会武装调上来，东南线继留在县城附近活动，积极牵制联总派的力量，直到紫贝岭解围为止。
傍晚，指挥部为两位死难者举行了葬礼。城郊红农会捐了两口棺材，收敛尸体及埋葬的工作由我们这些城外的同学来负责，因为民兵们谁也不愿意去目睹那种恐怖的场面以免触景生情。我们在头头的监督下把两位死者放进棺材里，然后把他们抬到图书馆门前的小花园里。数百名民兵早已排好队伍，默默地等待在图书馆门前的空地上。这不，天又下了毛毛细雨，给追悼会增加了浓重的气氛。在两个棺材上面，我们铺上了井系旗派的战旗。在王诚树等头头们宣读悼词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在图书馆门前的小花园里，匆匆忙忙地挖好了两个坑，由于时间紧迫，队伍要急于转移，他俩的墓坑挖得很浅，仅仅放得下棺材。坑挖好后，我和同学们轻轻地把棺材放了进去，在上面培了土，做好了记号。这时，从民兵队伍里传来了阵阵啼哭声，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溢出眼眶，轻轻地滴在疏松的泥土上。
就这样，我们没有送花圈，也没有点香烛，打鞭炮，甚至连几句口号也没有喊，我们用最简单的仪式，送走了我们的两位战友。
潘先甫是我的老乡，东郊公社建华山大队人，。六十年代初我在文中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文昌县“一、二五”夺权时，他加入了县委红旗造反兵团。后来他因病回乡休养，8月，他和潘先扬、符和友等人组织了建华山大队红农会，支持紫贝井系旗派。12月中旬，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他和潘先扬等组建了红农会民兵武装，担任了东郊连副指导员，上城参加解围紫贝岭。他没有当过兵，没有作战经验。
郑家益也是我的老乡，东郊公社椰海大队人，。50年代他当过兵，后复员回乡，担任了椰海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紫贝县爆发派性斗争后，他领导组织了椰海大队红农会，后来成了东郊公社红农会的头头。东郊红农会民兵武装上城时，他担任了东郊连的指导员。他虽然是个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也没有实战经验。
在文革武斗中，两派组织都把武斗中自己一方的羅难者称为“烈士”，这在今天来说是非常荒唐的。然而，在那疯狂的年代里，却是理所当然的。在那个年代里，两派组织的群众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是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政权而战，是极其光荣的。两派都把对方看做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跟阶级敌人进行英勇斗争而壮烈牺牲的人当然是“英雄”，是“烈士”，是值得缅怀和敬仰的。在1月2日的大武斗中，红旗工人吕先厉阵亡，成为井系旗派的第一名“烈士”。不久，紫中联委学生潘正贤也在武斗中羅难，成了联总派的第一名“烈士”。后来，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两派都有了自己的一批“烈士”。
当时的派性斗争非常残酷，头头们担心联总派发现他俩的墓地，来糟塌我们的战友，又命令我们推平墓顶，保持原来的地貌。我们把墓顶推平，还拿来很多树支和树叶，复盖在挖出来的新鲜土地上。几个月后，在清明节，当我们来这里扫祭他俩时，这里已经是野草凄凄，绿树成荫了。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了，潘先甫和郑家益的亲人在同学的指认下，把他俩的尸骨搬回家乡，人们才知道这里曾经埋葬过两位文革武斗的死难者。
一场寄予很大希望的战斗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结束了，我真不明白，我们好几百人的强大武装就攻不下联总派只有几十个人据守的椰子厂，是指挥者无能？还是我们的战士怕死？我感到悲哀，如此下去，我们的紫贝岭还有什么指望？以后的武斗会越打越大，死伤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一派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漆黑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树林子里传来了夜猫子的叫声，雨珠砸在树叶上，“沙沙”作响，更增添了凄凉的气氛。这个场面比我们昨晚出发时的场面要低调得多。在风雨飘摇中，追悼会很快宣布结束，我们悄然无声地离开了学校，向乡下转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