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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灵活就业人,既为自由,又为生存

在我们身边,似乎越来越多人不把做一份稳定工作当成工作的唯一选项。比如,做一份或者几份兼职,不只依靠主职工作,又或者从事送外卖、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这样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工作。

这些人都被归入“灵活用工”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达到了2亿,占劳动力总量8.9亿人的22%。

这是当下职业现象中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既为自由,也为生存——灵活就业群体的缩影

据央视财经去年4月报道,到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餐饮外卖员构成了灵活用工的主要群体之一。

那么,我们就从一个91年的杭州外卖小哥说起。

去年,我们采访过这个小哥。小哥之前是汽车制造厂的小管理层,做了有五年时间,后又创业做了三年工厂区的餐饮外卖生意,疫情开始生意黄了就去送外卖,没想到渐渐喜欢上了送外卖的感觉,现在做这份工作已经快两年了。

很多人好奇91年的外卖小哥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待在汽车厂,再熬个几年说不定就能当上中高管?确实,一个细节是:他离开的时候,工厂出现一些危机,他是有机会入股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没被拖欠工资,而且月薪过万;其次,他从毕业开始就在这家工厂工作,成长为管理层,应该说汽车厂待他不薄。

但是,他的辞职痛点汽车厂难以解决——工厂体制僵化,缺乏良好文化建设,上下级充满等级氛围,重复性工作,长期下去缺乏生活激情。

还有人觉得他还可以继续做餐饮生意,但如果我们了解他目前的情况,就知道他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他的月收入比在工厂时的工资稍微高那么一两千块钱,在15000元左右,但重要的是生活自在。比如自主决定上下班时间、没人管也不用管什么等等。随着对商圈越来越熟悉,干得也越来越轻松。

此外,他还把每天送外卖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在短视频平台,目前已积累好几万粉丝,因此也交了到很多送外卖的朋友,甚至成了外地小哥来杭州从事外卖行业的“导师”,有了一定的商业变现能力。

总结外卖行业对外卖小哥的吸引力如下:时间自由,没人管,也不用管别人,收入有一定竞争力。

如果说灵活用工是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方式,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灵活用工获得了更多可控收入,提高收入。

上述外卖小哥告诉我们,有许多从全国各地跑来杭州送外卖的朋友,有因为创业失败的,还有背负债务的,失业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可以简单上手以及凭勤奋就可以快速攒钱的工作。

工厂也分淡旺季,在淡季送外卖对许多工人来说,则是维持较高收入的主要途径,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从流调看中国普通人的工作境况,是最近流行的一种途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灵活就业”群体的缩影。

一个庞大的灵活就业市场,如何形成?

一般来说,灵活用工是欧美国家企业的发明创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企业、“亚洲四小龙”企业分出了核心员工和外部员工,核心员工专注科技研发,把非核心的部分剥离出来,由外部的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来完成。改革开放的中国由此承接了来自海外的中低端产业。

而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竞争压力大、用工成本攀升等原因,灵活用工开始流行。

2010年,美国企业优步推出网约车平台,创建于2013年的英国企业“户户送”推出网约餐饮平台。这两家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模式,创造了大量新兴灵活用工岗位。所以,欧美国家灵活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量比例普遍在30%以上,甚至高达40%。

但目前来看,我国虽然只有22%,但由于国内劳动力总量庞大,仍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口。

而我国灵活就业市场高速发展,也还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

究其背后原因,它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 首先,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灵活就业的普及。

真正使得灵活就业市场成为一种大趋势,从相对低端和狭窄的行业中摆脱出来的,主要是靠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推动的,主要发生在网约车、外卖行业。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给灵活用工市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而中国互联网企业借鉴了国外的商业模式,并发扬光大。电商、社交平台、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也都创造了大量灵活用工的需求。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体持续壮大,可挖掘释放价值的潜力越大。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规模、劳动力规模等都是排在全球最前列的。这意味着我国拥有大量的可以撮合灵活用工的机会。

就劳动力群体来说,我国有两个大规模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知识素质的群体。一个是相当庞大的普工群体,他们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在后疫情时代,迅速转换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另一个大规模群体,即每年800万—1000万高校毕业生。借助互联网平台,不少人可以在工作业余时间完成和提供包括自由撰稿、视频创作与剪辑、IT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和服务。

总结来说,国内灵活就业市场发展背后,充满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它既是科技创新的最新产物,也反映了一个我国经济与劳动力群体的个性特点。

全球都在面对的灵活就业难题,怎么解决?

从上述论述来看,中国灵活就业市场发展有其必然性。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2021年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相较2020年,上升了5.46%。

但不可否认的是,根据灵活就业的定义,灵活就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天然短板,也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

从以上案例可以总结灵活就业的定义:

由于传统意义的社保与劳动关系紧密捆绑,即劳动者必须成为正式员工,单位才能给他们上社保。因此,灵活用工企业雇佣员工时无需承担劳动法规定的义务。企业和雇佣方往往是一次性或者短期性合作关系。与此同时,灵活用工企业对员工的工作强制性也较弱,比如员工一般不需要定点上班,工作时间基本没有规定。

对企业来说,灵活用工对于降低成本有着直接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从业者来说,则可以额外获得一份收入,或者选择一种自由度更高的工作。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由于工作环境复杂,安全隐患较大,相对缺乏保障。

于是,民间有声音(包括意见领袖、部分因缺乏五险一金保障而权益受损的从业者)出于对从业者的同情,认为应该为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提供五险一金。

但为大量灵活就业者缴纳五险一金,无疑会加大行业成本,阻碍行业可持续发展,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各方利益。

而对于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来说,因为流动性大无法连续缴纳,且城保农保不能转移、没考虑过在工作城市扎根等现实问题,他们也不愿意缴纳标准的五险一金,更希望获得更多现金收入,来盖房子、娶媳妇、供孩子、养老人、为自己养老。

灵活就业用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即使是走在前面的欧美国家,也一样经历过“困扰”。

美国,经历了劳动关系认定上的大转变。2017年6月,纽约劳工部裁定所有网约车司机均为雇员。但是,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两法院裁定,网约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

英法则偏“实用主义”:英国最高法院把网约车司机认定为非雇佣工人,但认为平台应提供基本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国一直避开对雇佣关系的认定,但是通过系列法案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在欧美国家中,西班牙立场最鲜明,认定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均为平台雇员。于是,2021年7月,英国外卖平台“户户送”无奈选择退出西班牙市场。

和欧美国家相比,得益于我们的体制优势,国家既肯定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行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又考虑到后疫情时代就业环境的严峻情况,于是,近几年来,陆续推出了系列政策。

最新消息是,2021年8月,人社部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权益。核心要点是: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最需要的,且对平台增加用工成本相对较小的工伤保险从社保体系中独立出来,由平台单独为从业者缴纳。

这一创新性的政策,迅速得到平台企业的响应和积极落实。近期,饿了么、美团接连发布骑手保障报告。如《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中称,“美团正积极筹备对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探索适合灵活就业形态的劳动保障新方式,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开发适合骑手工作特点的商业保险”。

去年12月,人社部发布了《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骑手规划了更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平台企业如美团,推出了“站长培养计划”和“骑手转岗机制”。“预计每年将有超过千名骑手走上管理岗位”。

可以发现,我国的处理思路显然也偏“实用主义”,其实践效果值得期待。

除符合国家政策的基本保障外,平台也在为骑手提供一些更温情的保障。

据《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美团袋鼠宝贝公益计划累计帮扶骑手子女296名,提供紧急医疗救助金1048.7万元。从2019年4月2日广州首例申请至2021年底,大病关怀金已经累计援助了374名骑手,1015名骑手家属,支出6751.8万元。

据《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饿了么一年投入1200万为骑手及配偶子女提供大病帮扶、意外事故帮扶。

人民关注、国家引导、平台落实、社会监督,外卖行业从困局走向破局,也为其他灵活就业行业做出了示范。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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