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气爽的那天
那是中秋时节，学校的两株百年桂花树，下着花雨，散发着异香，整个学校，每个师生，都享受到了它们的恩施。这一日，又是好天气，天高气爽，不热也不冷，太阳光又及时温和地抚摸着早起的人们，这样的日子，我有理由，也应像大家一样，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度过愉快、充实、有意义的一天。
事实上，我开心又昂扬，精神抖擞，健步穿过我班的教室门口的两株大桂树，是的，我自以为，饱满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应该像桂香一样，受到学生的推崇。
今天，我要去参加市教育局组织的高三高考复习研讨会，我春风满面地先到班上，布置了学习任务，关照学生在我不在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我言辞热情，充满鼓动性，我相信我的激情已经感染了学生，才兴冲冲地离开教室。
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一个西装革履、看上去像个斯文人的小后生拦住。他仿佛认得我，未及碰面，他就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您是马老师吧？”我有些疑惑，我不认识他，见他与我打招呼，就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小后生呵呵呵地笑起来，说：“你不认识我了？倪兴祥你认识吧，我是他儿子，其实，我也是您的学生，只不过不是您班上的。”
倪兴祥我当然认识，他是我多年的同事，并且一直住在我的隔壁。有一次，我不知何因，一直呕吐不止，倪兴祥大惊小怪，以为我得了大病，将我班的一半的学生惊动了来，当时学生们围着我着急、关心的情状，现在还感动着我，这也应说倪兴祥所施。直到三年前，我和他都各自调到其他学校，我们才分开。 我是情感眷恋者，别人给过我的每一次感动，都无法在我心底抹去，我怎能忘记他？一听他是倪兴祥的儿子，赶紧说：“哦，原来是倪公子。你找我有什么事？”
斯文的倪公子显得不好意思的样子，说：“一点突发事，想麻烦马老师帮忙。事情是这样，我今天想到上虞去，走得匆忙，忘了带皮夹子，可骑着的摩托车偏发生了点交通事故，交警要我交350元罚款。身边没有熟识的人，一时着急，想到附近的您，就来找你暂借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我一定准时归还。实在不好意思。”
我咯噔了一下，还没开口，他又说下去：“我爸老记起您，夸您，说您有才华，书教得好，人热情爽气，乐于助人，师生关系好，老叫我们向您学习······”
我听得有点不太入耳，打断他说：“你不要说了，你爸近来身体可好？”
倪公子答得爽朗：“好着哩，只是有些显老，工作忙，又要日夜为家庭操劳。——其实您也知道，我们一家条件还可以，我也不错，搞点小生意，到处跑，磕磕碰碰的，忙了点，钱是赚得到的。今天真是意外，车被交警押了进去，就这么不好意思地来麻烦马老师，早缴了赎金，想把车子早点拿出来。于是就来找马老师·····”
我迟疑了一下，现在的尴尬事太多，不会碰上我吧？但一想到是老同事倪兴祥，面子上下不来，就说：“要多少钱，就350元？”
倪公子连连说是。我掏了口袋，口袋里没有小钱，只有五张百元大钞，就给了他四张。倪公子握钱在手，也来不及说声谢谢，拔腿就走，赶紧上了等在校门口的黄包车，仿佛逃难似的，我不免有些伤心。
我又感到有些奇怪，关照说：“这么性急干么，小心些·····”他早已走远了。
我刚转身也要出校门，我的同事董老师走过来，叫住我，说：“老马，刚才，你与那个后生说什么来着？你认识他是谁吗？”
我说，“我不认识他，他说他是倪兴祥老师的儿子。”
“他来干什么，是来向你要钱的吧？”
“是的，他说他的车被交警押进去了，自己忘了带钱。”我把他说的故事，向董老师复述了一遍。
董老师连连摇头，说：“老马，你工作上细心、认真，而生活上是个马大哈，你知道他是谁吗，就这样随便地把钱给他？”
我有些惊奇，说：“他不是倪兴祥的儿子吗？你的意思，他是······”
董老师说：“可见你很少与过去普中的老师沟通，原来普中的不少老师被他算计了，我这里也来过，不过被我一声喝回去了。他哪里是倪兴祥老师的儿子，他是个游手好闲的诈骗高手。”
我将信将疑，说：“他知道许多倪兴祥老师的家事，甚至是私密的。”
“你不信，看着好了，看明天早上他会不会把钱还你。”
老董对我的言行有些不满，继续数落说：“实际上，你只要脑子稍微转转，就会发现许多破绽：他的家在胶镇，到上虞去，应是向东走，怎向西去了呢？到上虞，应是出远门，而且是做生意去的，忘了带钱，无论如何不合常理；另外，他出交通事故的两头门，到家不满十华里，到我们学校足有五里，而到自己家门口，招手车多的是，既忘了带钱，为何不乘车去自家拿，偏是到镇上雇黄包车到你处来借呢？这也非正常人所为吧？”
董老师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尽管马大哈是我，也觉出那后生言行有些出格，但终顾忌“倪兴祥儿子”之说，生怕对不起对我有谊的倪兴祥老师，宁愿他的“儿子”负我，也不想我负了倪兴祥。后来，又想想，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并且因为教书出色、工作勤勉，据说，常常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可是在现实生活的较量中，只一个回合，就被一个年轻轻的“学生”，轻易地打败了，那四百块钱，大半个月的工资，岂不成了我耻辱的名片，在朋友和熟人中传播？这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我忽然觉得有点沮丧，留在鼻子里沁人心脾的桂花香，也变了味。我想学习阿Q，彻底“忘却”，然总不能够，那心中的不快，像鬼影，一直依附在脑子里。有时又有了“拼了”的想法：就算自己丢掉了四百块，或者自己生病吃药了；或者“老子送给儿子”了；或者捐助给穷苦人了；或者······“真是活见鬼了！”我骂了一句，感到自欺欺人的想法也不起作用，心里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不已，“饱满的精神状态”也剩下不多，朗朗艳阳天，瞬间云遮雾罩，阴霾漫天了。
但我必须调整好心态，去参加今天的会议，于是，我转过来一想，我刚才的做法是正确的，假若我“机灵”，当场戳穿了那个“倪兴祥儿子” 的把戏，显然，他只能立即灰溜溜地走，我也不见得会怎么高兴。而现在，他得到我的钱，是高高兴兴走的，一半欢乐，一半惆怅，我付出不快获得的结果，给了别人高兴，应该还说得过去，我的心仿佛安定了些。
然而，当我坐在车上，看着人声鼎沸的车厢，我不快的心情又回来。这样的心情，也影响了我开会的情绪，整天里，各色人等的发言，都没在我心中留下印记，只有应副局长的总结，稍稍引起了我的注意。报告里，他有不少雷人的话语，不时引出会场小小的骚动，其中两句很有创造性的读音，刺激我的神经。应局长在谈到对学生的教育时说：“现在的学生许多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比较龙（宠）爱，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对高三的各科老师，也发出鼓动性的号召：“你们要像水许（浒）里的拼命三郎，要敢于吃苦，大力科研，为剡县的高考作出贡献。”
我听着，灵机一动，苦恼的心，长出一种想法，自以为是地认为，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为避免说话的尴尬与麻烦，我拿出笔，撕下笔记本上的一页，我把想说的话写在纸条上：不好意思，订正一下，“宠爱”的“宠”读chong不读long；“水浒”的“浒”读hu不读xu。
我兴之所至，欣然命笔，但思想的懦弱和不坚定，还是表现出来，我迟疑了一下：当面去与局长说，还是·····？
我的决定是，把纸条折叠好，示意前面的老师传递上去。
很快看到，应局长将纸条展开来，会场上的与会者，不明白局长大人脸色为何红一阵白一阵地变化着，他握着纸的手，有些抖动，眼睛一直集中在纸上，局长似乎有些慌乱，显然，一时不知如何处理那纸上事件。
我也看到了，在场者，大概只有我明白了应副局长一时失措的因由，倒使我忽然有了某种不安，当初提笔间，只是想纠错，并没想到，这会造成局长的难看。
其实，除我之外，还有人了然局长的尴尬，坐在我旁边的老师，全程注视着我耍的把戏。看到我的行为，已经影响了局长作报告，就讥刺我说：“老马，你能啊。你这样做实在过分了，你要逞能，也不能选在这样的场合，当众丢局长的面子。”
我说：“你抬举我了，如果一个高中语文教师，仅指出几个简单的错字，就能‘逞能’的话。何况，我的脑子里，尚且还没产生‘逞能’的想法，我倒是觉得，为保局长的面子，我要把这错误指出来。你想想，局长是要经常作报告的，如果今天不更正过来，第二次、第三次都会这样说，那才真的丢局长面子。你说是不是？”
旁坐摇摇头，也不看我，像是自语似的：“人常常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的，等着吧，但愿你不要后悔。高考之后，新学期里，冷山坳的小学校里，会给你留着位置，这种例子你没听说过？”言罢，闭嘴，我、他都不再吱声。（果然如同事所言，不是当年，而是一年之后，我被“充军”到西白大山深处、一所不到十人的学校里，这是后话，暂不细表。）
回校的路上，我忽然反省起来，我递条子的行为，是不是应该？是不是太草率？是不是受早晨的不良情绪影响，才有了适才的行动？是吧？不是？我有点回答不了自己。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无辜遭受了不幸，使我想起了旁坐同事的话，我忏悔了。我们中国人历来信奉善恶有报，或许我对局长的不敬，是一大恶行，遭现世报了。——我历来把因果报应说，视为“胡说八道”的，今天的遭遇，我有些信了。
我今日回校坐的班车，与往日似乎没有两样，上的是美名为“招手车”的那种，无论谁，只要在半途中招一下手，它就会停下了，满足乘客需求。当时，我并没觉察到每隔几百米，就前前后后上来三五个壮汉，我只在专心地想，会场上同事说的，我可能遭来局长令我后悔不及的结果。到后来，那些陆续上来的壮汉，成了玩“三只牌”的主角，他们配合默契，戏演得自然而逼真，引诱乘客踊跃参与的时候，才觉出了他们几个前后上车者之间的联系。
戏是这样开演的。车开出县城有三五里地，有个乘客，忽然变戏法似的展开一张可折叠的小桌子，仿佛专为适合放在狭窄的班车过道上，定做似的。桌子放妥帖之后，那个戏主拿出三只纸牌，一只方块A，一只黑桃A，一只红桃A，，慢慢地在观众面前晃动一下，得到确认之后，然后缓缓地依次放在小桌子上，又揭起一张牌，让观众看，徐徐地交换着牌位，叫你猜刚看过的纸牌的位子。接下来，就可以压牌了，你猜压对了，压多少钱，牌主倍你多少，压错了，钱就归牌主。
内中有两个围着看的观众，听了戏主的介绍，立即嚷：“这个模样玩，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输定了，你可不要翻悔！”另一个立即附和，说：“我也压左边第一只，黑桃A。”两个人都压上一百元，并立即用手按住，叫，“不准你再移动！”
在众目睽睽下，压客松开手，迫使牌主翻开手下的底牌，果然是黑桃A。牌主只好乖乖地赔上两百元。
“再来，再来，你稳输。”赢钱的一个喊道。另一个赢家也吼道：“大家都来，把他的袋底掏光，这种必输无疑的把戏也敢搞？”
第二次，他们两个果然又赢了。在场围观的乘客，不少几个心痒起来，想不到钱这么好赚，早按捺不住，情不自禁地往怀里掏钱。手汗津津地拿着钱，眼骨溜溜地盯着演戏者的牌，那些颗心，随着戏主在眼前缓缓晃动的红桃A，心都探在喉咙口，差点儿就掉出来。老天给了他们火眼金睛，他们仿佛都十分清楚，演戏者在他们眼前晃过的牌，放在什么位子，都毫不犹豫地与那两个曾经赢了两次的幸运者，高度一致，所有的赌客，都将钱压在一起，以成就毫无疑义的发财梦。
戏主轻轻地将覆盖在纸牌上的钱，推在一边，小声翼翼的提起纸牌，啪的一声，摔在桌上。
所有人都一声惊呼，人们眼中，看到的黑桃A!
钱毫无悬念地进了戏主的腰包，他一边装钱入袋，一边笑嘻嘻地说：“这次，你们的眼不够尖，下次要看仔细了。”
“明明看清在这个位子，怎么会错呢？”好几个人心疼地自语。当然，极大多数是一不做二不休，手又忍不住往怀里掏钱。
不过，那些虔诚地做着发财梦的乘客们，没能将美梦做进口袋里，使钱包鼓起来，偏是那做戏的，却是毫不客气地将乘客的发财梦，一次次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有个妇女压了八次，钱包空瘪无半粒“饭粒”了，双眼血红，猛的将自己腕上的手表勒下来，就要压下去。
我在旁冷观多时，忽然觉出了里面的把戏，就忍不住拉了那妇女一把说：“你们好醒醒了，他们几个是串通好的一伙人，你们不要做傻瓜，白送钱······”
原来真正的傻瓜是我自己，因为我的话还没说完，嘴巴就吃了一拳，——那个坐在我旁边的壮汉，忽然站起来，就给我一拳，把我的后面的话打进肚里，他的嘴里却吼出一句话：“叫你多嘴！就你聪明？”
我大惊：“你为什么打我，我哪里说错了？”
说话间，已有一群人围过来，“打他”“揍扁他”叫嚣声响起，拳头就雨点般地在我的身上落下，我东躲西闪，然而，我哪里躲得开那些训练有素拳头？他们的命中率很高，我全身布满了拳击点；我躲不掉，又招架不住，我很快被拳头、脚头，还有热辣猛烈的咒骂声挤下只车去。
车很快开走了，扬起的尘埃，掩埋了我。
我们中国，有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叫“强者为是”，错的一方，只能是弱者，强大的一方，永远是对的。从理论上讲，要人承认此话正确，似乎有些别扭，但只要现实认可就好了，何况这个世界本来是强者统领着，正确与否的评判权不在弱者，于是“存在就是合理”了。
我一介书生，在众多强汉面的拳头面前，我太弱了，简直不成比例，当然错的是我，他们雨点般的拳头打我，当然也是对，因为一车厢的乘客，包括驾驶员，没有一人觉得有批评不能打人、或者劝阻一下、哪怕是言语上声援一句的必要。
我被打下车，承担了错误的后果之后，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拂了一下鼻子上流下来的血污，浑身酸痛，胸抑闷，有些喘不上气。我在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力图使喘气平稳点。
这时，我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有难事找警察。我有些糊涂，不知眼前的遭遇，算不算是难事？
我还是掏出了手机。我连拨了三次，才感觉对方在接我的电话。他问我什么事。我将车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说我被打伤了。他问清了我现在所在的位子，指示我：到前方十里地的镇派出所里，去录一下口供，做个笔录，便于警察处理。
我有个简单的想法，忍不住说出来：“同志，你能不能就通知派出所的人，把这辆车截下来，我记着这车的牌号，有双方当事人在场，这样问题不就能很快解决？等我到十里外的镇上，录口供，做笔录之后，再查处，何年何月才能处理完这事？何况，我现在已经受伤，行动受阻。”
不料对方发怒了，“究竟是你向我们报案，还是我向你报案？哪有像你这样指手画脚的报案人？快到派出所做笔录去！”
我恍然醒悟过来，看我这个糊涂蛋，错误人又做错事，本来应给自认晦气算了，怎么又自作聪明地去找别人麻烦，却是给自己招来麻烦了？
我慢慢地从石块上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学校走去。若有下一辆班车路过，我就坐上去。我想，班上学生还好吧？学校里的两树桂花，醉人的芬芳还在吧？到校，我的心情就会畅快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