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先生：
大作收悉，我饶有兴致地读完了它，特别喜欢其中的“尊王篇”。
我一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深感兴趣，也尽可能地去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宗教、智慧方面的东西，如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相关的注释。我还读过中国的佛经、欧洲人所写的有关中国的书。近些年来，欧洲人，其中主要是俄国人，对中国屡有残暴行为，我十分关注中国人对此的反应。欧洲人缺乏道德、自私贪婪，对中国犯下如此之多的暴行，而中国人对此却一直都是心境平和、容忍宽宏，不愿以暴抗暴。这里我说的是中国民众，而不是指中国政府。中国民众是伟大而坚强的，然而他们的平和宽容只是激起欧洲人更多的残暴行为。这些野蛮、自私和残暴的欧洲人就是这样恃强凌弱的。灾难深重的中国民众不要丧失自己的容忍精神，不要改变对待暴力的态度，否则就会失去原有的好结果。基督教说：“只有一直容忍，才能获得。”我认为这话是对的，尽管通常人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不以暴抗暴、不作恶不但可以让自己获救，还可以以此战胜作恶者。中国把旅顺割让给俄罗斯，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是通过武力从俄罗斯和日本夺回旅顺，就不可能让这两个国家自食其果，在物质和道德上都引火自焚。割取中国的胶州湾和威海卫的英国和德国情况也一样。这些侵略者看起来实现了自己的图谋，却引起其他侵略者的觊觎，也来夺取这些地盘，从而让前者陷入战火之中。这些侵略者就像一群疯狗一样互相撕咬。
因此，对于你在书中表达的中国战斗精神，也就是以武力来打击欧洲人暴行的意愿，我深感忧虑和害怕。如果中国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容忍精神，像欧洲人那样武装自己，那是相当可怕的；而以中国民众的智慧、坚强和勤劳，再加上人口之多，要武装自己是很容易做到的。我所说的可怕，不是欧洲最为野蛮和愚蠢的代表人物即德国皇帝所理解的那种害怕，而是指中国民众失去了那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智慧，即过一种和平的农耕生活；这种生活是一切有理性的人都应该过的，而那些抛弃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最后还得回归到它之中。在我看来，现在人类生活正在发生巨变，而在这一巨变中，中国应该带领东方民族发挥其了不起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波斯、土耳其、印度、俄罗斯，如果有可能还包括日本（假若它还没有被欧洲文明完全败坏掉的话），这些东方民族要做的事情是，给世界各族人民指示一条真正的通向自由之路；这条路如你书中所说，用汉语表达就是“道”，道路，也就是符合人类生活规律的活动。按照基督教学说，也是通过这样的道路来实现自由；基督说：“你们应该懂得真理，真理会让你们获得自由。”西方民族几乎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种自由，而东方民族则承担起实现这一自由的任务。
我是这样想的：从古至今，从和平勤劳的人们之中总会分化一些贪婪暴虐的人来，后者侵犯前者，强迫其为自己劳作。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现在仍在继续发生。不过在古代，统治者占领了人口众多的大片土地时，他们无法对被统治者有太多的暴行。这是因为统治者人少，被统治者人多，只有较少的人直接遭受统治者的暴行，而多数被统治者可以不跟统治者接触，过着比较安宁的生活，在交通闭塞的地区情况尤其如此。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直到现在，在东方民族中，特别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情况仍然如此。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种情况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一个是统治者的政权越来越腐败；另一个是被统治者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服从统治者的害处。通讯技术的改良使得这两个原因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统治者利用道路、邮局、电报、电话等工具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以前交通达不到的地方；而被统治者也利用这些工具来加强联系，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糟糕的境况。这种境况越来越糟，最后被统治者认识到，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同政权的关系。西方各民族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以自己的方式来予以改变，那就是通过议员来对权力加以限制，实际上就是将权力分散，把权力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转变为交给许多人掌管。在我看来，现在该是东方民族来作这种改变了；中国同样感受到专制政权的危害性，无法继续容忍其存在，并寻求自己的解救之道。
据我了解，在中国有一种学说，提出君王即天子应该是圣贤之人，否则臣民就可以拒不服从他。我认为，这一学说就像欧洲民族中盛行的君权神授学说一样，是为统治者作辩护的，其观点不能成立。中国民众无法知道自己的君王是否贤德，同样的，信奉基督教的各国民众也无法知道，其君王的权力是否上帝授予。在各个民族对统治者的危害感受还不很深时，这种辩护曾起过作用，然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深感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统治之荒谬和有害，这种辩护就毫无作用了。各个民族都要改变自己同政权的关系，西方民族早就作了改变，现在该东方民族来作这种改变了。在我看来，现在俄罗斯、波斯、土耳其和中国就处在这种情况之中。它们再也无法容忍以前同统治者的这种关系继续存在。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说得很对：在一个广泛使用电报和电动机的时代，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东方还有类似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那么他们就是最后存在的一批，而且马上就会完蛋。这是因为，像电报之类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给了这种政权以极大的冲击，各民族的民众因此而认识到，这一类统治者的存在对他们并不像古代那样无多大关系；恰恰相反，他们遭受的苦难几乎全都来自这些统治者，他们只是由于习惯才去服从对方，而这些人从未给过他们任何好处。俄罗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的；特别是中国，其民众爱好和平，而其不堪一击的军队则授人以柄，让欧洲人借口与中国政府的种种冲突而肆无忌惮地抢掠中国。中国民众不得不改变自己同这个政权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在你的书以及其它资料中获得的信息。中国的改良派十分轻率地认为，这种改变应该跟西方各民族一样，即以代议制政府代替专制政府，建立军队，兴办工业等等。这种做法看起来十分简单、自然，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愚蠢轻率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智慧的中国民众的本性。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了中国民众赖以生活的一切，抛弃了他们的过去，抛弃了他们智慧的和平农耕生活，抛弃了他们的“道”；而这种“道”不仅是中国人，也是整个人类真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中国建立起类似欧洲的制度，它会赶走欧洲人，会有类似欧洲的宪法、常备军和工业。日本就是这样的，它制订了宪法，增强了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发展了工业，其产生的后果十分明显：就像欧洲民族一样，日本民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可悲的。
欧洲各国看起来十分强大，其力量足以压倒中国军队，然而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却十分艰难，不能同中国的民众相比；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生活困苦，满怀仇恨，不断地跟政府和富人作斗争，受到军队的镇压，而军队的士兵也是一些受到政府欺骗的人。欧洲各国为贪婪所驱使，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战争，随时可能酿成世界性的灾难。不过西方民族的主要灾难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们无法用自己的粮食养活自己，不得不用暴力和狡计从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它还过着农耕生活的国家掠取这些生活资料。而中国的改良派建议你们学习的就是这种寄生民族的作为。由于宪法、关税保护、常备军等等，西方民族变成现在这种状况：抛弃了农业，城市、工厂大量生产着人们并不必需的产品，军队则专事暴行和抢掠。它们看起来似乎很风光，其实并没有出路。如果它们不改变目前这种建立在欺骗、败坏和抢掠农耕民族基础上的生活制度，最终必定走向灭亡。由于害怕西方民族的野蛮和武力而去仿效它们，这就像一个智慧、纯朴和勤劳的人去仿效那些挥霍浪费、好逸恶劳和侵略成性的抢劫者；也就是为了对付那些缺乏道德的坏人，让自己也变成一个没有道德的坏人。中国不应该仿效西方民族，而应该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西方民族所做的一切只能成为东方民族引以为戒的例子。
按照西方民族的路子走，必然会灭亡；然而俄罗斯、波斯、土耳其和中国也不能停留在自己现在这种状况下；特别是中国人，尤其不能停留下来，因为你们爱好和平，国家几乎没有军队，周围是那些寄生的军事强国，受到它们的抢掠和侵占是必然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人是知道自己该怎样做的：首先，我们不服从现行政权，但也不像改良派所说的那样去仿效西方，制订宪法，用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来代替现行政体，因为这样做会落入跟西方民族一样的灾难境况之中。其次，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过一种和平农耕生活，容忍可能遭受的暴力，不以暴抗暴，不参加任何暴力活动。在我看来，中国人有更多的理由做这样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让你们的土地不被欧洲民族的侵占和抢掠，也是为了拒绝你们政府的无理要求：它竟然要你们去做那些有违道德学说的事情。只要你们坚持按照“道”的要求去做，那些官吏的无理要求就会自行消除，而欧洲人也无法再来压迫和抢掠你们。拒绝服从那些官吏的命令，不承认政府有权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就有可能从欧洲人的抢掠中获得解放。欧洲民族对中国的侵占和抢掠，都是源于存在一个中国政府，而你们是它的臣民。如果这个政府不存在了，那些民族就没有任何理由借口国际关系问题来实施其暴行。
为了消除恶，我们就得找到恶的根源，而不是仅仅去反对恶造成的后果；像政府擅权、周边民族侵略等都是恶的后果，而恶的根源则是民众跟人的权力之间的虚假关系：如果民众认为人的权力要高于上帝的权力或“道”，他们就只能当奴隶；他们的奴隶性越强，所服从的政体就越是复杂。民众只有以上帝之法或“道”为最高法律，才能获得自由。如果你们不服从自己的政府，在其它民族向你们施以暴行时不去帮助它们，不为任何私人、国家和军队的机构服务，就可以避免所有可能遭受的灾难。
只要中国人继续过着以前那种和平勤劳的农耕生活，恪守自己的三大教义（孔教、道教和佛教的教义是不约而同的：抛弃所有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宽容；普爱众生），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灾难都会消除，而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和所有东方民族要消除从自己的政府和其他民族那里遭受的恶，还要给这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指出一条生存之路来。这样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从人的权力中解脱出来而服从上帝的权力。
—— 给辜鸿铭的信（1906年9月中旬）
尊敬的先生：
你惠赠给我的书，特别是你的来信，让我十分高兴。在漫长的人生中，我曾同几个日本人有过交往，却没有同一个中国人有过往来和联系，而这正是我特别希望的，因为长时间以来，我就很熟悉中国的宗教思想和哲学了（尽管不是十分完全，而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很常见的），包括对孔子、孟子、老子及其著作的注释。我最为佩服的思想是被孟子驳斥的墨子学说。我一向对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在一定程度上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种种可怕事件，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敬意。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建立了功绩，与此相对照的，日本人的所谓胜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反衬出俄国和日本政府狂妄残忍的本性。中国人民的功绩在于，表明了人民的高尚品德不是施暴和杀人，而在于不顾任何打击、侮辱和灾难，没有任何怨恨，坚持容忍精神，忍受加于其上的所有暴力。在这次战争中，就像欧洲各基督教民族以前对待各种侵略一样，中国人民尽管承受了种种暴力，却比那些基督教民族和俄国政府更深刻地体现了基督教精神或普遍永恒的真理意识，这个真理就是所有的宗教思想，也就是基督教的基础。这里我想起你在信中谈到的正确观点：应该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
你的书我还没有拜读，因为刚刚收到它。不过从你的来信看，恐怕我很难同意你书中的主要观点。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出，你是赞成中国社会制度改革的（你书中的观点可能也是这样）。如果把改革看成生长、发展和完善，那么它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现在的改革就是模仿，把欧美一些生活方式引进到中国，而这些方式即使在本地，也已经遭到那些明智者的质疑。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大错误。改革应该从一个民族自身本质中生长出来，它的形式应该是创新的，跟其它民族完全不同。中国常常被一些人指责为顽固和保守，然而只要把它同基督教世界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要比后者好得多，因为在它那里没有仇恨、攻击和无休止的斗争。在我看来，占俄罗斯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是一个例外，因此我期待着它那里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期待着占中国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希望上帝保佑，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像其它任何国家一样，中国人应该发展的是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致力于技术上的完善。如果精神力量的方向错了，技术上的完善只会破坏社会的发展。我完全同意你以下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它们应该携手前进，而不仅仅局限于建立外交上的同盟，或者政府之间的一般联合。它们应该为自己的农业人口制订一种不受政府束缚的新的生活形式，也就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信仰、言论和代议制的自由，也就是说，除了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则之外，人们不会依赖于政府，也不会服从任何人。
再次表示我很高兴同你交往，如果你认为把我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也十分乐意你这样做。
——给张庆桐的信（1905-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