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明确地勾画出以后几年要干的事。我的工作中，那些肯定的部分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开始否定的部分了（包括用语言否定和用行动否定）：也就是重新估计迄今为止的一切价值，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战斗，会达到那有决定意义的一天。为此，我要在周围去寻求一些志同道合者，寻求那些有力量帮助我从事这项破坏工作的人。因此，现在我的所有作品都像是鱼饵，也许我跟某些人一样，非常擅长钓鱼这一行？如果最后没有钓到什么，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没有鱼可钓。
本书（1886年）的重要性在于对现代的批判，包括对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政治的批判，同时指出一种相反类型的人，他们较少现代性，高贵而对人生持肯定态度。从后一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是供高贵者阅读的。高贵这一观念要比过去所认为的更多智慧，更为根本。一个人要接受这一观念，他就必须具有足够的勇气，必须无所畏惧。这个时代所有那些被引以为自豪的东西，都是跟这一类型的人相冲突的，被他们看作是卑劣的东西：如客观性、对所有受苦者的同情、崇拜和顺从他人的所谓历史意义以及科学性等等。如果你能考虑到本书是写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也许会猜测到，它的产生应该与饮食卫生的讲求有关。以前不得不去看比较遥远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甚至比沙皇的眼睛更为远视，现在则不得不关注比较切近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环境。在本书的所有章节中，特别是在形式上，读者会发现，我对产生查拉图斯特拉的那些东西有所改变。本书笔法精炼，目的十分明确，讲求沉默的技巧，在心理问题上有意采用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本书缺乏任何一个比较温和的词语。这一切都是一种复原：谁能想到，在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样的书后，一个人所消耗的精力需要怎样的调整和补充呢？从神学的角度看——请注意，我极少以神学家的身份来说话——我就像上帝一样，他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像蛇那样蜷曲在知识树下；这样，他就不再是上帝了。他把一切都造得太完美了，而魔鬼只是在他每个第七天休息时才出现的。
——瞧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