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２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矮个、宽肩、皮肤黝黑、精力充沛。还有几个朋友在场。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参观了多次，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
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从近处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从沙漠处远眺，不禁使人赞叹不已：它们好象是抽象派雕塑和超现实主义绘画。
埃及政府拨了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在飞机上他们看到过去一直神往的景色：在一片大沙漠中，一条狭窄的绿洲在其中蜿蜒伸展，那是由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谷地。
然后他们乘船顺尼罗河而下，参观了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向大部分沙漠地区提供灌溉，被称为纳赛尔湖。美国曾拒绝为这项工程提供资金，这导致苏伊士运河在１９５６年收归国有；而苏联给予了必要的援助。
他们参观了农场和农村，人们挥舞着旗帜，上面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他们口里高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显然这是预先组织好了的，但村民们确实对他们有好感。
埃及的男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波伏瓦在亚历山大大学和开罗作了两次演讲，抨击了这种现象，谴责了大男子主义立场。听众中妇女们拼命鼓掌，而有些男听众很恼火。一个老绅士对她说：“女士，讲到男女不平等，这是教义的一部分，《古兰经》就早已写下了。”
旅行快结束时，纳赛尔在他的住处接见了他们。他们交谈了３个小时。其人内向，性格忧郁，与他的朋友海卡尔热情开朗的性情形成鲜明对照。他听人说话时神情专注，回答问题时慢条斯里，字斟句酌。他在回答波伏瓦的问题时说，他赞成女权主义，他有一个女儿就是在他的鼓励下继续深造求学。
离开法国时，有些人请萨特在纳赛尔面前说一下，他们的子女，一共有１８个人，以企图重新组织共产党的罪名被关进监狱。萨特提及此事，问能不能把对他们的审判加快一点。
纳赛尔显然从海卡尔那里知道萨特对这事的态度，他笑了一笑说：”审判？当然当然。但他们可能要蹲１０年监狱呀！我想，最好还是再关他们一段时间，然后悄悄地把他们放掉。”
“当然，这样再好不过了，”萨特对这样的答复感到满意。
萨特最后提到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可以承担难民问题，”纳赛尔说。
“如果以色列把难民接受下来，你们承认以色列吗？”萨特问道。
“以色列有了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它就不再是以色列了，它会分裂。他们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纳赛尔也以为难的口气重复问道，“靠战争？这不容易！”看来他一点也不想冒这个险。
萨特和波伏瓦参观了加沙难民营。这些难民的生活条件很差，但加沙地带总督胡希将军招待他们的宴会却格外豪华铺张，参加的人在百名之上。这使萨特和波伏瓦心里很不舒服。
饭后，萨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一番交谈。萨特希望探讨一个办法，兼顾巴勒斯坦返回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的权利，比如在几年时间内分期分批遣返难民。但这些领导人要把以色列人全部赶走，除了原先住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以外。
萨特最后说：“回到巴黎后，我将忠实地报道我在这里听到的看法。”
“这不够，我们要你赞成这些看法，”一个巴勒斯坦人愤慨地说。
回到开罗后，海卡尔告诉萨特和波伏瓦，纳赛尔已经把那１８个年轻人释放了。无疑，他早就打算这样做了，而这给了萨特一个面子，纳赛尔做得很漂亮。
萨特和波伏瓦接着飞到以色列。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包括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在内的接待委员会。一路上他们看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处境是不好的，受到各种歧视，土地被剥夺，在国内被视为第五纵队，阿拉伯国家则认为他们是叛徒。
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从没有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了一个以色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以色列领导人艾希科尔接见了他们。萨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正如他一路上做的那样，萨特在这个最后场合又谈起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处境问题。
在离开以色列飞往雅典时，萨特和波伏瓦的感觉是乐观的。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要求都不会接受，但埃及和以色列不需要战争，这对它们都没有好处。
他们回到巴黎没几天，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一个多月后，埃及宣布向以色列作战。萨特、波伏瓦、郎兹曼等人签署了一分呼吁书，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要采取敌对行动，但他们对结果不报幻想。
战争最后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萨特和波伏瓦对战争感到惋惜，同时又为以色列得以继续生存而感到庆幸。埃及失败，它还能存在；而以色列一旦失败，它的生存就成为问题了。他们并不认为──像许多左翼分子认为的那样──这两方面一定有谁是谁非，一方正义而另一方就是反动；他们始终认为，两方应该避免战争而争取和平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