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有两层含义。狭义的思想自由是指那种不受任何宗教教条束缚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佛教徒或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他就可以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果不相信上帝，他就可以算作自由思想者，不过要在佛教国家他就不能算了。
我并不是要贬低这种思想自由的重要意义。我本人就是一个宗教反叛者，并且希望所有的宗教都绝迹。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宗教信仰具有永恒的力量。我承认，在一定时期宗教也产生过好的影响，但那是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好影响已经逐渐消失。
还有一种广义的思想自由。在我看来，它要比狭义的思想自由更重要一些。实际上宗教的害处说到底就是阻碍了广义的思想自由。不过广义的思想自由没有狭义的思想自由好定义，我们得费点功夫来探究探究。
我们在说“自由”时，必须说明是什么在束缚这种自由，否则其含义就是不明确的。一个自由的人是不受外部强制力量束缚的，我们得指出这种强制力量是什么。一个人的思想在不受外部力量束缚时，才是自由的；思想一旦自由了，这种束缚就不会存在了。然而这些束缚有些十分明显，有些则不那么明显，需要我们来予以揭示。
先说说那种明显的束缚。如果我们对某一观点发表了赞成或不赞成的意见，或者对某个事情表示相信或不相信，因此受到法律制裁，我的思想就是不自由的。世界上真正有这种思想自由的国家极少。在英国，如果有人宣称不信仰基督教，根据有关亵渎罪的规定，他就犯了法，虽说这个法律对那些有钱人不起作用。在英国，宣扬耶稣关于不抵抗的教导也是违法的。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想蹲监狱，就必须表明自己愿意遵从耶稣的教导，但是万万不可说明这种教导到底是什么内容。一个人想进入美国，就必须预先声明自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重婚的，进入该国后，还得声言自己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在日本，挑战天皇的神圣权威就是违法的。由此看来，要进行一次环球旅行，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或者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是一个基督徒，除非你对自己相信的东西保持沉默，就很可能变成犯罪者。当然，这只是对那些坐三等舱的地位低下者起作用，而对于那些有权有势者来说，信仰什么都无所谓，没人敢来惹他们。
我们已经看到，思想自由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不因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就遭受法律制裁。迄今为止还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大多数国家认为它们已经做到了。在许多人看来，有些遭受法律制裁的观点是令人恐惧而不道德的，因此不应受到信仰自由原则的保护。这种看法实际上跟那些导致宗教裁判严刑拷打的观点是一样的。
不过在现代社会，对于思想的法律惩罚还不是思想自由的最大障碍。另外两个更大的障碍是经济上的惩罚和论据上的不对等。如果一个人由于表明了自己的信仰而无法生存下去，这时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如果论战的一方因其地位特殊能够不断提出产生社会反响的论据，而另一方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时思想也不能说是自由的。我所关注的正是这样的障碍，它们现在具有的巨大影响以及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
只有当各种信仰可以自由竞争，也就是不受法律或金钱的影响时，思想才是自由的。要完全实现这一点，恐怕只是一个理想，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我在英国有三段经历，表明一个人信仰基督教有多重要。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它们，是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公开宣传不可知论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第一段经历发生在我年幼时。我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我三岁时他去世了。他希望我在成长期不要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于是指定了两位自由思想者作为我的监护人。然而法庭却违背了他的遗愿，让我接受了基督教。这事似乎怨不得法律：如果当初父亲是要求把我教育成一个信仰耶稣重生的人，法庭就不会反对了。看来家长只有让孩子在他死后接受迷信教育的权力，却没有不让孩子受迷信影响的权力。
第二段经历是在1910年。那时我是自由党党员，想进入议会。这个党的议员领袖将我推荐给一个选区，我给这个选区的自由党竞选组织写了封信，他们的答复很不错，看来我的当选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孰料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我声明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于是情况有了逆转。主持者问我，是否存在着客观事实，我说有可能。他们还问，我是否有时去一下教堂，我回答是“从未去过”。于是他们就推荐了另外一个人作为代表，这位代表当选为议员一直到现在，并且还成为本届政府的要员。
接下来就有第三段经历。我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聘为讲师，但不是它的特殊会员。特殊会员倒不一定比讲师的薪水高出多少，而是在学院享有发言权，只要没有特别出格的行为，在担任会员期内也不会被辞退。我之所以没有被授予这一职务，是因为学院的教士派不让反教士派增加力量。结果在1916年，他们十分憎恶我对战争的观点，就毫不客气地把我辞退了。如果要靠讲师这个职位维持生活，也许我早就饿死了。
这三段经历说明，即使在现代的英国，公开表明自己的自由思想，也会带来许多麻烦。每个自由思想者都能够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到跟我类似的例子。于是那些生活贫穷的人就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了。
对思想自由的束缚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或者主要还不是在这一方面。在英国，如果你信仰共产主义或者提倡自由恋爱，那给你带来的伤害可能会远远大于不可知论。持有这些观点会给你带来麻烦，公众也不会支持你。在俄国，情况正好相反：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和提倡自由恋爱者掌握权力并且可以享受生活，而且不用担心会有人反对这些观点。结果在俄国就有一批信徒狂热地相信那些本来是应该怀疑的观点，而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同样有一批信徒狂热地相信完全相反的一些观点。这样，双方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战争、灾难和迫害。
过去威廉。詹姆斯经常宣扬“我们应该相信”那一套。我却认为，我们要宣扬的是“我们应该怀疑”。没有绝对正确的信念，所有的信仰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和错误之处。其实大家都知道应该怎样来增加信仰的真实程度：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努力寻求相关证据、为纠偏而与意见相左的人辩论、随时否弃自己那些论据不足的假设等等。这些方法运用在科学实践中，从而建立起科学知识体系。一个真正具有科学观点的科学家会承认，随着新发现的产生，现在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东西迟早要被修改。现在唯有科学领域是近似于发现真正知识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的态度不可能是武断的，而是充满怀疑精神。
宗教界和政界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没有什么科学的东西可言。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这样一些情况是十分正常的：只能持有正统观点，以饥饿、监禁和战争来威胁持不同意见者，极力避免跟不同观点争论，等等。如果我们都能对这些现象质疑，去进行不可知论的思考，就有可能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罪恶。如果战争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不会有战争了，迫害也就消除了。我们的教育将被用来开发人们的智力，而不是使其退化或扭曲变形；我们让一个人去承担某项工作，是因为他适合于干这个，而不是因为他对掌权者的荒谬教条表示顺从。这样一来，人们合理的怀疑就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
——自由之路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