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裁人的会开了很久也决定不下来。六队的郝队长坚持留下我和小范原有的两人，裁下中学带过来的小学教师。而杨校长护着二分场过来的人，一个不让裁。僵持了很久，后来还是总场来主抓工作的王主任说话，摆摆出身和条件。一看这里面就业子女很多，两名教得不太好的是知识青年，不能裁，教中学的不能裁，还有两名虽也是就业子女，一个年龄很大，一个刚休完产假，孩子很小，最后就把我和小范压下来了。
我们俩下去，连队马上成立了一个科研班，由我和小范，一名市女青年，两名哈乐滨男青年，加上郝队长的才伴组成。每天没什么事儿，就在划定的一小块麦地，挖挖土，测测温度湿度，也测风向，麦子成熟时，也测测千粒重，预测一下产量。虽很轻闲，但我的心情很沉重。第三次又离开讲台，这次我彻底看开了。农场就是有政治标签的，不管你教的怎么样，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受害的必定是我们。要想稳定教育工作，不任人摆布，必须跳出农场才行。
过了两个星期，小范被调走，去了三六九（五连）学校。
半年以后，我才又接到调令，调我去二分场学校。
这年春节回家，在大姑家见到了大表哥两口子，他们来给大姑拜年。见到我，表哥很热情，告诉我在农场好好干，不要找对象，想法把我调回来。我信以为真。
返场时，我已二十六虚岁了。和我同龄的本场青年，几乎都结婚了，没结的也都有对象了。连初三以上的知青有许多也在农场陆续地安了家。因为有大青哥的那句话，我拒绝了许多求婚的、说媒的。其中包括我的老同学。
我那个来乍江苏的老同学，是个活动能量很大的人，这时他不知又通过谁调到了龙镇砖厂。由北安良种场的临时工成为了龙镇农场砖厂的正式职工。他来看过我两次，我也知道他的用意。但一想到我将来要调回大连，农场不会是我的长久之地，加上我们出身都不好，将来下一代怎么办？还是拒绝了，我们只能做朋友。
每年探亲假回来，我都关切地打听大表哥为我办工作的事。表哥总说，工作不好办，哪能一下子办好呢？想想也对，大姑家写信，问候是次要，主要是想知道工作调转的怎么样了。后来得知大表哥病了，正在治，还怎么问？这样一拖就几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能拖得起吗？我回旅顺时，也托了丛英的丈夫帮忙，把我调回三农场，都对口，办起来难度小一些。也没成。
行与不行，快做决断。这样让中间人转来转去的传话，那话人家真的传了吗？也许当初人家只是客气一句，在这中间有多少话没有传清楚过……我白白地傻等了几年，想起来就觉得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