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没有期待过奥巴马，这个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平倾向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会在叙利亚问题上表态可能动武，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中奥巴马选择“在幕后领导”，对伊朗的“强硬”奥巴马也表现出了耐心，就算对于叙利亚尽管去年前国务卿希拉莉和前防长帕内塔也提出对阿萨德政府表现出美国的决心，奥巴马仍然采取了克制的姿态。
但此次奥巴马首先是高调地表明了不能容忍对人道主义的践踏行为，要给以武装打击的决心，随后又做出转变，在9月10日晚上通过电视讲话表示要通过外交斡旋来解决。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反复不仅反映了美国在中东外交中的矛盾，更体现出美国对于自身力量定位的摇摆以及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战争冲动周期与美国实力的困境
所有人都清楚，经过两次战争折磨，债台高筑的美国绝对不能再次卷入战争。五年前，奥巴马正是在通过批评前任的两次战争基础上获得选举成功，在过去任期中奥巴马显示出强烈的反战倾向，结束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撤军等都是明显的例证。那么为什么奥巴马这次会先表态动武惩罚阿萨德呢？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让美国人从建国开始就坚信美利坚合众国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基础上，不同于陈旧保守压抑的欧洲“新世界”，美国人有天然的义务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同样的价值观，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好愿景。当叙利亚被报道使用了化学武器，特别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认定阿萨德政府使用了该武器，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如果不做些什么将直接影响到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根基。所以认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不太容易动武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更加趋于激烈。
但是现实主义的考量在不断地迫使奥巴马抑制自由主义的冲动。奥巴马在演讲中也说了如果军事行动也是有限打击，他没有像当年小布什总统把推翻独裁政权作为战争目标。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被提出来，例如对于打击后的叙利亚未来政治前景有否已经有了计划？空中打击能否改善局势，如果阿萨德抵抗到底那么地面战争是不是也可能呢，那样就会出现类似越南战争的结局，如果中间退出那么将会损失美国的国际威望。奥巴马还缺少当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即动武理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如何控制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的诱惑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上述两大外交传统的交替出现让美国“战争冲动”周期性地出现，但是此次叙利亚危机体现出美国对于自身实力的认知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美国虽然在军事上仍旧天下无敌，但经济上已经无法延续过去那种超级军事化外交的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在演讲中也承认美国不打算用军事行动推翻独裁者。而且奥巴马从开始就说了军事打击将没有具体时间表。第二，美国在军事行动上的号召力大幅度减小。北约成员国中表明参与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国家就几个，而在1999年的科索沃行动超过了20个国家参与。2011年利比亚危机中有一半以上的北约国家拒绝做任何事情。此次最大盟国英国议会不批准动武，感到孤独的奥巴马不得不寻求国会的授权，这既是为了将来分担责任，也是为了在国际上增强可信度。
美国战争冲动折射出全球治理的挑战
在联合国调查组尚未对化学武器使用作出结论，安理会没有决议情况下，如果美国绕开联合国进行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将对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法构成严重挑战。美国的“战争冲动”根源在于其把国际社会当成自己的国内社会看待，以及对于现代国际法秩序的错误认识。
众所周知，国际法秩序和现代国际关系起源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其基础就是主权至上原则，在过去300多年时间里已经为各国所接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主权国家体系的确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例如环境、资源、金融等跨国问题已经超出了主权国家框架能够对应的范围，欧洲一体化以及各种形式的全球合作机制的建立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点。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国际社会”，有些人开始认为人类已经开始进入后主权国家时代，西方开始流行国际社会有责任干涉国内政策失败的道义论，特别在人道主义危机上国际社会有“保护的责任”，然而必须看到放大解释国际社会责任会造成国际秩序混乱的危险。
国内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国民，国际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则是民族主权国家，全球化的确展示了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但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没有根本变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权利和义务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并没有出现权利主体从国家向国内社会的主体国民的转移，只要世界政府或者类似于此的全球机构不出现，现有的国际法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框架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美国以人道主义理由绕过联合国动武的冲动是把国际社会误当成国内社会看待，把国际法的权利主体从国家转移到了人。这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国际关系架构基础的重大法律问题，需要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做出结论，用人道主义的道德化甚至有时候情绪化的理由来取代国际法秩序的法律基础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如何判定人道主义危机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武装干预这些问题，在没有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依照一国的道义冲动行事，国际社怎么能会同意，如果地区大国也效仿美国逻辑，那国际秩序岂不是会乱乎。
然而，世界各地人道主义问题的确存在，2005年联合国也通过了对于国际社会“保护责任论”的相关决议，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对于原有国际法体系中规定主权国家保护公民的责任，没有得到实施情况下，国际社会有责任进行干预。这事实上涉及到现行国际法框架主权基础的大问题，所谓的“国际社会”虽然原则上同意了上述责任，但对具体操作远没有达成共识。这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安全和人道领域的治理机制建设还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
这就出现了在此次20国峰会上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调“保护责任”，也就是更加体现出要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秩序的革命者形象；而大多数新兴国家虽然被认为是新的国际体系的主要推动者，但大都强调“主权原则”，也就是说新兴国家扮演主权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守卫者角色。双方的逻辑都有道理，美国人对于一个不能达成共识的联合国安理会感到绝望，而新兴国家则强调霸权主义不能大行其道。这个背后事实上反映的是双方对于这个世界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更符合时代需要的认识上存在巨大鸿沟。
正如前面所说，作为美国应当认识到国际社会不是美国的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的治理需要尊重现有的国际法秩序基础上通过协商获得共识来解决。没有人否认目前国际体系在对应全球化挑战上的不足，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没有能够取代目前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法秩序。为了国际社会的稳定，美国需要有耐心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不是莽撞的体系革命者。
然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国家，需要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联合国框架加上美国的全球安全网络共同维护的结果，当前美国在维护这个安全同盟网络上已经显示出力量不足，很多的盟国也没有过去那样愿意付出成本。这种情况下，新型国家不能够只是批评美国或者让美国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而不提出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可能不是一种积极和负责任的国际姿态。在全球力量转移的大背景下，我们不需要霸权主义，也不需要全球警察，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做霸权和全球警察的成本也让几乎所有国家都望而却步，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领导者，全球的安全不能够出现“领导力真空”。
无论好坏，美国的例外主义在过去扮演了很大程度上的全球“领导力”角色，全球权力弥散的结果有可能出现多极化，多极化的好处可能会出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悖论是所谓的集体领导会有可能出现谁都不愿意负责任的不领导的结果。中国近期邀请叙利亚反对派访问中国，这事实上已经是在为防止“领导力真空”做出的实质性尝试，更加具有胆略的努力需要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