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
1、什么是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更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不仅涉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涵盖整个世界经济。这一运动从部分意义上讲是政治性的，但它也依赖于经济知识的积累。支持这一改革运动的潜在的科学基础是如下这样一种认识，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影响是一样重要的。前几代的研究人员和教科书认为政府就可以解决经济难题，因此忽视了研究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政府的方案在实际中是如何被执行的。经济学家们现在对政府官员的动机、政府机构收集和处理经济信息的能力以及政府干预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后果的可能性等等问题变得越来越敏感。
2、什么是市场经济？
所有人都将建立市场体系看作改革的长远目标。但究竟什么是市场体系？关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的看法都相当模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1987]）或者是《政治经济学起源词典》（1894—1897）（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94—97]）均未包含一个标题为“市场经济”或“市场体系”的条目。经济学家们对市场体系的性能特点（竞争、价格弹性）和好处（静态效率、增长、创新）有着清楚的认识。但目前关于有效的市场体系得以运转的条件还没有形成深入人心的概念。经济学家们能够列出哪些实现市场体系的独特效果（这些效果包括降低成本的持续压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以及形成旨在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的新的组织方法）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要素？需要多大程度上的价格弹性？需要多大程度上的企业管控？以及需要多大程度上的市场准入限制、竞争、劳动力的流动性？
很多年前，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指出，如果增加国家干预只会鼓励企业追求寻租，而不是市场创新，那么，“超过某个时间点后，市场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分配职能了”。社会主义转型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如果改革向最初由官僚控制的体系中连续注入市场力量，那么，新生的市场体系会在什么时间点开始“令人满意地履行其分配职能”？社会主义转型的最初经验表明，经济学家们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3、向美国的经济活动模式趋同吗?
1997年，西欧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日本经济陷入停滞，韩国不得不面对过多的国家干预和企业集中带来的成本，如此一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为了实现长期繁荣和增长的最有前途的发展道路。所有人都称赞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充满活力的企业管控、对准入的有限限制以及相对开放的贸易所具有的优势。日本、德国、法国、韩国和许多其他经济体长期对经济进行大量管控，现在它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向美国式的体系转变的压力。这一转变一旦开始，随着逐渐递增的改革不断剔除掉原有体系中的要素，开放和放松管制就能获得其自身的动力。
对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而言，即使朝向美国当前体系的某种形式的趋同被证明是最佳的长期发展路线，但最近时期的经济发展史（包括日本和韩国在战后的发展经历）仍然表明，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各体系包含着大量市场元素，并且这些体系在很多方面偏离了美国式的制度安排。
如果中国或俄罗斯能够赶上干涉主义的半市场化体系给日本和韩国带来的经济成就，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将“社会主义转型”视作一段实现经济成功的伟大经历。中国的官员们偏爱大额投资，倾向于规模经济，喜欢谈论“支柱产业”，所以他们肯定更加倾向于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这一观念更接近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关于日本或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关于韩国提出的观点，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或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观点。
4、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讨论往往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当转型开始时，许多经济学家似乎相信，推动改革的政府从根本上可以通过各种公告来创建市场经济。这种观点似乎认为，一种体系是否是市场体系从根本上要看它是否存在各种计划和其他的干预手段。通过给利己主义逻辑松绑，取消限制和放开价格的政策将激励人们创建市场体系的制度基础。
这种想法导致人们提出了进行快速而全面改革的建议。国际机构敦促俄罗斯领导人“加快步伐以实现其建设市场经济的承诺，这需要同时解决稳定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这种观点得到了经济史和发展研究中那种“先决条件”方法的支持。在该方法中，分析家力图确定那些其缺失被认为会阻碍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所有情况中，分析家都发现了强大的互补性。他们认为，某些具体特征的缺失将对发展前景造成最终损害，这是因为产业化、发展或转型的某些基本特征是不可替代的。
这一分析思路的科学依据很少。“先决条件”方法在历史研究和发展研究中很不成功。认为存在强大互补性的观点意味着，市场体系在缺少了理论课本中标出的一长串特定要求的情况下不能正常运转。这种观点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实际运作与“黑板经济学”的规律之间的巨大差异。若干重要问题随之出现。
关于转型的经济方面的建议通常歪曲了市场体系的现实。一位金融分析家指出：“5年前，(美国的)银行不知道它们在特定的产品上是否赚到了钱，所以它们大范围地分散其投资以获得最高的增长率。”市场经济的这种(以及许多其他)现实情况在充满极端主义的研究转型经济体的文献中几乎没有得到关注。因此美国的政策分析人士建议俄罗斯“立即和全面解除价格管制”，这样卖家就可以“自由地设定其价格”，这是“其他所有改革的必要条件”，尽管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常规会削弱市场在劳动力、住房、农产品、教育、医疗保健、保险、电力、电信和其他许多商品和服务上的定价能力。政府“必须”实施某些政策，或者某些具体措施是“必要的”或“必需的”，这样的语言表述反复出现在研究转型经济体的文献中。这样的语句显示出这些作者对“先决条件”方法的忠心。
实现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被粉饰为具备自由市场的特征。因此，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在解释包括韩国在内的一系列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表现时说，在这些经济体内，“分配效率特别高”，这些经济体“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分配资源，政府干预始终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些国家还具备高度的市场竞争和开放贸易等特征”。任何看新闻的人都知道这种描述并不符合韩国的经济情况。
像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萨克斯和华纳强调市场体系与“分配效率”（也被称为“静态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之间的联系。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带来的结果。在不减少其他某种产品的产量的情况下，要增加某种商品的产量是不可能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以及在某些高度程式化和不切实际的条件下），竞争性经济将实现最大产出。竞争会消除懈怠或浪费。
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会导致浪费，虽然避免这种偏离所固有的浪费显然是令人期待的(假设不涉及成本)，但是帕累托效率与科技活力或长期增长（它们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理论上或历史上的联系。为什么历史学家唯独将帕累托效率看作美国或日本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垄断、国家指导、企业联合和保护主义都是这两个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再多的痴心妄想也无法改变历史过程，它表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突飞猛进时所拥有的条件与典型的自由市场条件相去甚远。
经济学家们经常忽视“次优理论”。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20世纪40年代最先对该理论进行了论述，其分析表明，消除完全竞争经济的一些(但不是全部)阻碍不一定会改善经济的运转情况。因为没有哪种经济能完全避免偏离竞争（即使是香港政府也一直牢固控制着土地——这片殖民地最稀缺的资源，并对住房、教育和卫生保健等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将任何经济体推向自由市场方向的努力总是需要得到谨慎的辩护。就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的那样:“所有完美的市场都是相似的，而每个不完美的市场都有其自身的不完美。你不能提出一种一刀切的政策……”
最关键的是，因为远超出了本文讨论范围的各种原因，经济学家开始讨论背负着大量意识形态包袱的改革问题。这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包括：毫无根据地相信静态效率即使在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里也至关重要；积极地(和不科学地)倡导自由、灵活的市场；以接近于宗教般的虔诚相信私有制优于公有制。
5、中国经济的最新发展趋势挑战着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社会主义转型和经济改革的观点。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例如，中国的工业劳动力可能超过了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工业劳动力的总和。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过去20年，在每一个可以想见的经济绩效指标方面，中国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产量、生产率、就业、收入、出口、平均寿命等等。
中国的成功完全出乎意料。没有经济学家预判到中国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活力。许多人（包括笔者）当时不相信，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局部的和不彻底的改革措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
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中国近年来井喷式增长的主要特点与上文提到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存在严重冲突的，这种传统观念依赖于情感、意识形态和科学分析之间的一种奇特组合。
这一冲突使得关于中国的研究对于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变得尤其重要。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是逐步用市场配置取代国家控制。随着市场力量逐步侵蚀着政府决策的范围和影响，市场和计划尴尬地共存着。改革的政策源自一系列临时性的调整，但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一种定义清晰的全国层面的改革战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然后平稳进入了第二个10年改革阶段。国家领导人仅仅对改革进程进行着有限的控制。虽然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产权仍然不明确，交易成本仍然较高，私人所有制所占的份额仍然有限（尤其是在工业中，其中完全私有的企业对总产量的贡献不超过10%—15%）。
中国改革的所有这些显著特点都与传统观念的预期相违背。这些冲突意味着有必要用一些新的（虽然还不为人所知的）理论来取代过去的那些陈词滥调，而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将会为这些新理论做出重要贡献。
6、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应带着否定和怀疑的色彩。
经济学家们已经建立了关于经济改革的范式。在传统的观念里，成功的改革取决于灵活的定价机制、开放国际贸易、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运作进行干预、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该范式相去甚远。许多研究者，包括一些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在谈论和论述“改革”与“转型”时，好像中国这个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并不存在一样。因此，约翰·内里斯（John Nellis）在回应针对世界银行鼓吹私有化的批评时说：“可悲的现实是，在那些回避、推迟或试图缓慢进行私有化的国家，其结果甚至比[已实施私有化的俄罗斯、捷克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更为糟糕。”但是，中国呢？
一些人则表达了自己的怀疑。一位抨击中国的记者声称，“台湾投资者一直是在大陆投资最成功的群体之一，但是他们的投资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投资是盈利的”。希尔顿·L茹特（Hilton LRoot）提出质疑：“中国是如何在没有法治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答案就是它没有成功。”1996年在台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评价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时告诉听众：“俄罗斯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改革道路。”
另外一类疑问是针对中国的制度提出的。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劳拉·泰森（Laura Tyson）博士在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时坚持认为:“大部分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不是来自其国有企业，而是来自其私人或准私人部门。”世界银行的出版物也提出了相同的说法。
一种更细致的说法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中国改革的问题在根本上属于典型的发展问题，即推动农村富余的、生产率低下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一个规模庞大的农业部门必然会使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但这无损于中国最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如果成百万受教育水平低、被过度管控、就业不足的农民代表所谓的“落后的优势”，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埃及、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其他具备这一“优势”的国家里没有看到如此突飞猛进的增长？
这些研究者没有接受“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应采用中国的模式”进行改革的建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自己却急于否定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就，这表明了他们想将中国模式排除在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发展战略之外的迫切愿望。
那种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只代表了“微小的”发展的看法与那种坚信其他国家必须遵从中国的改革路径的观点一样肤浅。毕竟，中国改革前的经济还包括如下方面：国家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广泛控制；集体化农业；庞大而复杂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人员冗杂的中央和各极地方政府以及党的官僚机构；长达1/4世纪的中央计划投资留下的遗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由否定和歪曲所构成的看法，转而对中国经济的情况进行冷静的评价。我们需要考察支撑当前发展的社会—经济力量，探究目前的趋势会如何发展，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所带来的成本和危险，探讨改革进程在下一阶段的可能性，并探寻对中国近期发展经历的更深入的理解如何才能解释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的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快速和持续增长。按国际标准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仍然只是轻微的。这种井喷式的增长伴随着显著的质变。利润动机似乎无处不在。即使是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也发现自己被迫接受了市场文化。尽管各种形式的补贴依然存在，但中国经济中的各种机构越来越多地被迫适应市场产生的经济后果。以前与国际市场趋势隔绝的国内产业发现自己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力量的双重冲击。制度安排屈服于外部压力。这些变化在中国社会的每个层面持续改变着个人的态度、期望和行为。
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传统的政策建议将经济改革描绘成为一系列法令所施加的改变，其中很多法令是以中央计划的方式颁布的。中国的改革是非常不同的。最初的改革目标是想通过修补社会主义制度来提高绩效。
早期的改革努力是局部的和尝试性的。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到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官方的改革政策持续关注的是扶持措施（利润共享、市场开放）而不是强制措施（私有化、破产）。尽管改革措施涉及范围有限，但它们有助于打破准入壁垒，加剧竞争，降低利润率，降低公共收入的增长，尤其中央财政收入。由此产生的财政压力继续推动着企业和决策者向创新、降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并使政策进一步依赖市场。
互动式改革的观点阐明了中国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政府权力的削弱既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又是中国改革的强大引擎。最艰难的改革任务是促使国有企业和它们的员工从获得保护的温室进入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中。国家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以及中国各省及地方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的出现对于推动实现这一困难重重而又令人不快的目标而言至关重要。
2、就业保障：缓慢的改革如何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以就业保障为例。中国的国有企业聘用着数百万计的冗余工人。在改革开始时，这些工人享有的终身就业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是不可侵犯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被彻底解雇是十多年的财政压力和试验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对于终身就业制度的削弱是缓慢进行的，它包括了许多小的措施。
起初，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只敢建议人们考虑一下为国有企业职工提供终身保障带来的成本。然后，个人奖金的提高和就业流动性的增加促使雇主开始关注付出与报酬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力优化体制”要求管理者们将其员工区分为核心团队和外围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初，管理者们发现了“脱身之计”，那就是将员工再分配到酒店、餐馆和其他服务行业，然后推动这些服务性企业及其职工进行独立经营。下一个阶段的创新就是管理者发明了一种新的机制——下岗，即冗余员工被暂时解雇，对其发放部分工资。在某些情况下，下岗职工被要求参加培训，其中的优秀者可以返回到工作岗位，以替换下一批下岗员工。
这种渐进改革持续了15年，并没有使冗余人员的数量减少多少，但确实使人们的态度产生了重大改变。在1980年，1985年，甚至1990年，国有企业可以解雇大量的员工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国工人而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到了1992年或1993年，即使是最迟钝的国有企业职工也一定意识到了最终政府不会保障他们终身就业，而且，这样的结果即将来临。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完善”，大规模裁员是不可能的，诸如此类的说法恰恰揭示了终身就业制的结束。
国有企业职工的终身就业制在1996年悄然终止。那年年底，报纸照例在讨论着下岗者的过去和未来，领导人照例在鼓励地方官员帮助失业工人培养新的技能，找到新的工作，并在此期间给他们的家庭以支持。
3、财政压力继续推动着改革进程。
中国企业面临着持续的财政压力。1995年的工业普查发现除私人企业外，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超过20%的企业都在亏损。合资企业中超过1/5在1995年都是亏损的。国有工业企业在1996年的前7个月里经历了全面亏损。国内外企业的持续进入，关税、配额以及其他阻碍国内外商品流动的障碍的减少，以及不断改善的国内交通和通讯设施，都预示着未来将充斥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竞争。
解雇工人的可行性不断增加，这必将减少破产的阻力。其原因正如一位中国研究者所评论的，“工人的命运一直是破产的最大障碍”。迫使数量日益增多的冗余工人和亏损企业退出市场，这有利于去除银行系统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支撑冗余工人和他们无利润可言的企业而发放的政令性贷款（politically-mandated loan）。
破产情况的增加迫使中国加快了在法律、司法、监管、银行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步伐。破产案件的参与者必须制定出程序来评估资产负债情况，并权衡各债权人的债权主张。各地都在努力应对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破产引发了工人、退休人员、管理人员、银行及其他债权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使社会团结和“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理想化为泡影。
在中国，政府行为，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只是改革过程的一部分。对于中央政府的关切的关注使许多分析家偏爱那种从中央计划角度研究改革的方法，它将官员(及其经济顾问)运作社会的方式描述为就像外科医生对昏迷病人的器官或四肢进行重造一样。
这并不是否认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但改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政策决策仅代表着一个复杂的动态机制的一个方面，这一动态机制围绕着如下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变化着：各种改革举措、对具体政策的分散性响应、与各种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力量相关的经济趋势以及决策精英内部和外部的观念与态度的变化。中国的经验及其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又恰当的改革案例，其中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启动一轮又一轮的变革。中国的改革类似于这样一个市场过程，在其中，新模式的兴起主要源自去集中化的试验而不是官方的指令，而这一新模式预示着新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的形成。
中央规划的改革与去集中化的协商和试验所导致的体制变革之间的区别对应着阿瑟·C庇古（Arthur CPigou）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不同的政策观念。庇古教导我们，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实施设计合理的税收或补贴制度。发展经济学中的大部分理论遵循着这一传统，倾向于“强调市场失灵的各种问题以及信息灵通的官员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主张的“大推动”（即在社会主义和战时动员条件下实施的中央计划）与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监管的许多方面有着类似的特点。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必须收集和处理足够多的信息，以便作出明智的决策或颁布设计合理的税收、补贴或监管制度。
另一种研究进路认为国家应该承担的任务就是在追求新的资源整合的过程中要创造条件来鼓励进行去集中化的、不受管制的试验，这种资源整合可以改善经济问题，减少浪费，提升效率，开辟提高生产力的新方法。这一观点是内在于所谓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该定理认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形成定义清晰的所有权并对其进行保护将使得各利益相关方在国家不参与和不知晓的情况下协商制定出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案。虽然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从来没有实现过（在中国肯定不会存在），科斯的看法意味着政府明晰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能够增加经济主体在没有国家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去集中化的合约来提升效率。
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作了类似的区别，指出了“关于制度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产生了共鸣，它将社会制度视作“一整套规则……，是各种规划好和设计好的机制，从外部赋予或强加给各种主体构成的社会”。肖特将第二种观点追溯至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这种观点并不将“社会制度视为预先设计好的规则，而是将其看作社会行为的偶然的和无意识的规律……它们的形成以及自发性的演变源自个体最佳的或令人满意的行为，而不是由社会的规划者设计出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央强制实施规则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写道，“中央将制定计划的所有权力都据为己有”，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中央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官僚机构配置资源的能力”。计划制定者们不仅要对价格、数量和商品流动作出规定，还要控制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者的任命、工资的计算、企业计划和活动的日程安排。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设想制度的渐进形成过程时写道：竞争性的市场不是假设或构造出来的。当制度对个体的行为模式施加限制时，市场就变成竞争性的，竞争规则也逐步建立起来。处于交换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所面临的持续压力导致了这一转变过程，而正是这种转变过程才是我们规则的核心部分。解决方案……不是由外在的规则预先决定的……如果存在解决方案的话，它的出现是不断交换、协商、交易和转移支付所构成的整个网络的结果……在形成解决方案的演进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取得一些成就，总会存在一些可能的交换，这样……发展的方向会被修正。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同意这个观点：制度不是客观的、“外在的”现实。相反，它们通常是缓慢的社会创造的结果；某种做事方式被“强化”，并最终成为“固定的处事方式”。当制度最终形成时，人们让他们的行动适应一套……由其他社会参与者认可的模式。
三、中国经济路在何方？
经济学家在进行长期预测方面表现不佳。单看二战后的这段时期，我们的专业人士就没有预料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爆发式增长，当然，也包括中国。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现，科幻小说作家在预测未来方面胜过经济学家。然而展望未来的诱惑是巨大的。
中国经济表现出许多强劲的迹象。中国民众有文化、雄心勃勃并富有创业精神。3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并没有削弱中国社会培养能够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建构起组织和网络的人才的能力。整个国家现已形成共识，支持快速增长和持续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20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动力和信心，正如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一样，这种动力和信心自身就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者。
同时，中国经济也有很多不足，我们简要列举其中三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企业领导人在被问及他们的最大困难时，总是抱怨缺少资金。如果资金匮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可以用来投资的资金就是一种应该产生高额回报的宝贵资源。然而，资本回报现在很低并在不断下降：中国研究者常常批评说，收益率达不到中国银行收取的（相当的低）贷款利率。这表明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大缺陷。
来自中国金融部门的信息证实了这一预判。像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一样，中国的银行急于扩大其经营规模，而不注重资产质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隐瞒了大量毫无价值的资产。尽管无法偿还的贷款所占的份额被广泛认为高达30%，甚至是40%，但银行仍然一边维系着可怜的储备金以应对坏账，一边持续发布乐观的财务报告。
尽管“软贷款”（不参照商业标准发放贷款）毫无疑问仍在继续，然而银行业务的商业化这一趋势是极其重要的，但也是被广泛忽视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当数个公司合并资源在西安创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的时候，当事人将所有银行债务，包括本金和利息，转入了新的实体，它们就变成了新公司的债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获得银行的支持，并增加未来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显然，西安的银行在南风公司拒绝偿清其前身的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可以威胁停止贷款。
中国国有企业的艰辛被广泛报道。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它们利润低，人员冗余，债务占资产的比例持续攀高。尽管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继续占据着巨大份额，并追求巨额投资，但是，其工业总产值现在仅占到全国总量的1/3，这一份额还在持续下降。某些理论家为这一困难局面而狂欢，这证实了他们对公有制的极端畏惧。
虽然管理不善、浪费以及欺诈行为肯定存在，但是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流行的和通常是负面的评价有些过头了。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已经提高了产量、生产率和出口，即使其生产率最高的资产已经转移到新的股份制公司和合资企业，而非生产性资产在裁员和破产实现规范化之前仍会陷入困境中。许多合资企业是以现有国有企业的设备和人员组建而成的，它们在出口方面的成功表明国有企业中运转良好的部分与国际市场的标准相差不远。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国外合作伙伴的新的资金注入、额外的设备、最新的设计或者新增的营销知识将使从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合资企业变成一个成功的出口生产企业，这就证明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缺少竞争力和懒散拖沓的观点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的财务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它们的历史，而不是它们的所有权。尽管人们的关注重点聚焦于国有企业获得的各种补贴，但这些企业是在面临相当大财政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运作的。粗略的计算表明，这些财政负担可能等于甚至超过了直接和间接补贴的总值。如果没有这些负担，国有企业的盈利可能相当于或超过在中国受到高度吹捧的集体工厂的财务状况。即使它们有着特殊的负担，但与众多的研究结果相反的是，国有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表现可以达到甚或超过集体部门所达到的水平。
我们只需考虑国有企业面临的难题之一：养老金。国有企业面临着迅速增加的养老金债务，它们需要从当前的收益中进行支付。农村集体企业和合资企业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它们则避开了这些成本，因为它们没有多少年长的员工。毫无疑问，退休金债务会不断增加。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国家直到最近还在收缴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利润（在改革期间持续提取了超过80%的国有企业盈利），忽视了养老金储备的积累。
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其中很多企业由于财务状况不佳而削弱了创新能力。释放其生产潜力并非易事。政府不能提供巨额的新资金来取代过去的利润。中国的国企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来自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时间限制。上述关于渐进的、互动式的改革的讨论忽略了可能的时间限制，这可能是一个大错误。渐进式改革需要超过15年的时间来解决国有企业员工的额外保障问题。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国有企业本身的额外保障问题。在财政压力引起大面积经济下滑之前，零星的改革能起到作用吗？在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实现普遍好转之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现在超过了80%）有没有可能达到100%？
四、结论
本文所作的简短调查得出了四点结论。
我们现在都是渐进主义者。是时候抛弃那种关于是“大爆炸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的激烈而又徒劳无果的辩论了。即使那些快速转型的最狂热的推崇者们也都明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通过对产业的私有化来“完善所有制结构”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标是实现高效运转，这需要对企业的运作进行彻底重组，这反过来又依赖于法律和政治的进一步改革。
半市场体系可以带来爆发式的快速增长。在批评家们对产权不健全、商业法律缺失、内部贸易壁垒森严、腐败严重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抱怨不已的时候，中国粗放型的半市场体系连创经济增长新高。即使中国当前的井喷式增长走向疲软，中国（和韩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史仍然表明，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并不是经济加速增长、结构改变和技术进步的必要前提。
即使从长远来看，向美国模式的趋同是最好的结果，但东亚在最近时期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长远”的确太遥远，与（可能的）远期的最佳选择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也能带来巨大的增长。
经济学家们高估了所有权的重要性。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如上所述，在中国工业中，全部或部分私有制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其工业企业、金融机构或农业土地没有被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一历史表明经济学家们夸大了所有权问题。
经济学理论将私有制与静态效率联系在一起，但是静态效率并不是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此外，私有制与静态效率之间的理论联系在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是失效的。以工商企业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大于对所有权的性质的影响。美国的大学提供一个极好的例证。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个全球市场。在这个产业里，美国位列第一，且没有第二。所有国家的学生涌向美国的大学，学习从物理学、医学到中国经济、日本史等各个专业。美国大学教育这一领域的特点就是在公立机构(加州大学)、私立学校(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混合制学校(康奈尔大学、匹兹堡大学)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公立部门的机构接受政府资金，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独立于官方的控制。它们与私立学校在师资、生源和研究经费上持续展开直接竞争，它们在竞争中取得的胜利显示出了公立机构的生存能力。
在中国，公有制与公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严重缺陷之间的联系被广泛夸大了。中国国有企业（及城镇集体企业）所面临的财政问题的首要原因来自过去，而不是因为所有制形式。长期推迟结束国有企业及其工人的终身就业制的原因不是因为国有企业都属公有部门——毕竟，作为中国公有部门的另一部分，乡镇企业及其工人都没有享受相应的保护，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下岗和停产会威胁到中国城市的社会稳定。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给私人股东并不会减少官方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的关切。俄罗斯的经验表明，政府轻易就可以阻碍新的所有者对私有化的企业进行重组的努力。
私有化是追求繁荣发展的许多政策选项之一，而并不是一剂神丹妙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的、财政陷入困境的企业转交给国有部门以外的新所有者的计划似乎有据可循，非常可取。这是公共政策在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的一个交换。成千上万的企业从政府的管辖中剥离出去，这可以提高政府运作的质量。它也能鼓励政府减少自己的雇员。如果这种剥离有助于私企部门蓬勃发展的话，那么，这将增大剩余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剥离将使政府集中关注增加私营部门获得信贷和法律保护的途径这一需求，以及保护私营企业避免遭遇掠夺性的税收上缴。这些领域的进步将增加私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将有助于减轻剩余的国有企业继续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大量复杂的、错综交织的制度之上的。过去20年的发展使中国向着市场体系迈出了巨大的步伐。最近几年的变化步伐不断加快。每个月，关于各种举措的信息纷至沓来，这些举措将在贸易、定价、银行业务、保险、法律、劳动力、财产权、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和许多其他领域中深化市场体制。但是，随着改革快速向前发展，看似无止境的众多差距、困难、不足和问题浮上水面。这种成功和困难并存的局面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的改革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无休止的争论。它也说明了市场机制的多样性、深度和复杂性。对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尝试所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它能够提出关于经济体系的结构和演变的新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