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具体的政治领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分歧莫过于“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保守主义从维护个人自由出发，坚信政府权力的扩大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缩小。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高失业与一系列问题。自由主义理论还认为，美国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非得政府出面参与解决不可。日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亨利·布兰兹（Henry W.Brands）在最新一期《美国利益》杂志上，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兴衰和走向。
美国政治从未真正地限于国内，这一观点得到从事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者的证实。然而，国外发生的事情对国内政治生活的思维模式具有重要影响还未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通过对这种双向关系进行长期思考，我在2001年出版的《美国自由主义奇怪的消亡》一书中解释了美国越战失败后自由主义消失的原因。简而言之，国内自由主义消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外战败，正如为应对国外危机强化社会信任从而促进国内自由主义繁荣一样。尽管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突然消失，但自由主义作为30-70年代活跃力量的主要动力那时已经消亡。然而，自由主义复活并非绝无可能，但也不是即将到来。
美国人总是支持胜利者
自18世纪以来，美国人的性格中就存在对政府不信任的个人主义偏见。对于个人主义与集体行动或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美国人通常更偏爱前者，除非在战争或国家处于危情的短暂时期。历史上，美国联邦权力在每次大规模战争中都得到扩展。1945年前，公共部门在每次战争之后都会萎缩，从未恢复到战前的规模，美国政府的规模也不断缩小。战争暂时唤起“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精神，而和平使政治体系恢复到“人人为自己”的初始状态。
上世纪40年代，历史提示美国政府的规模将在“二战”后再次缩小，士兵将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返回家乡，美国人将重新回归追求个人财富与幸福的状态，多数情况无需政府插手。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战争并未真正结束，反法西斯的“二战”演变成反共产主义的冷战。许多政府部门被重新命名，职能也被重新界定。更重要的是战时思维延伸了。美国人继续依靠政府保护自己，就像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希望政府取得成功，也愿意为政府授权完成其保护职责。临时的战时状态并未恢复到和平状态，反而成为持久的冷战式守卫状态。
少数守旧的保守主义者对此抱怨不已。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托（Robert Taft）谴责国外的冷战将美国国内政治带上集体主义之路，但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并接受这一全球政策的必然结果，即国内自由主义盛行。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历届美国总统的实证方针也引导了自由主义发展方向。然而，没过几年，美国人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损害了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失败了，而是因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失败。美国人在战时对政府的支持总是依赖于政府在保护人们的战争中获胜。与其他民族一样，美国人总是支持胜利者。70年代前，美国政府从未输过一场战争，因此获得民众的支持并非难事，但美国输掉越战后一切都改变了。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在越南战败本可使美国人重新考虑对政府信任的理由，但围绕战争失利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他们对政府更加怀疑。五角大楼文件表明，政府在越南问题和水门事件等事情上撒谎，结果导致民众普遍对政府失去幻想，随之而来的是对政府信任降低。信任感降低的原因不仅限于越南问题。至70年代末，所谓的“大社会”计划不像承诺的那样进展顺利，代价不断上升。贫困问题和种族主义问题没有解决，联邦政府的社会工程也适得其反。自由主义有赖于一种信念，即政府清楚它在做什么，并且在下定决心和投入资金解决问题时能够获得成功。当这种信念破灭时，自由主义会严重受损。
另一个原因也对自由主义造成致命影响。作为撤出越南战略的一部分，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缓和政策对冷战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尼克松削减了美国人维持战争思维的动机，即自珍珠港遭袭后一直扎根在美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心态。
里根是越南战争之后自由主义失势的直接受益者。他自50年代开始宣扬小政府，但只有极少数人相信其说教。70年代的影响力事件使政府怀疑论者成为多数。里根上台后决定缩减政府规模，他在就职演讲中宣称，“政府不是问题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促使国会通过减税和削减繁文缛节的法案，但未能实现减少政府开支的计划，部分原因是他将国防开支排除在缩减预算之外。不仅如此，他还为五角大楼投入大量资金，以恢复他认为过去不负责任的军费缩减状况。
然而，里根对美国政治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政府可以为善的自由主义思想失去合理性。他一次又一次地反对官僚主义和监管制度，以温和的方式呼唤美国人对政府传统的不信任感。至其第二任期时，美国政治哲学界几乎不敢再提自由主义的名字。自由主义的衰落一直持续到90年代。克林顿曾试图以医疗改革使自由主义复苏，但该倡议在1994年遭到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攻击时，克林顿放弃了这一努力。在2000年的竞选纲领中，小布什呼吁减税以及将部分医疗和社会安全事业私有化，使自由主义彻底终结。
自由主义还会再次崛起
大约在2001年春季，自由主义已经死亡。除非美国再次陷入战争或某种紧急状况，否则自由主义将难以复活。当时，战争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事情。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基地组织就撞毁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美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珍珠港空袭。《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9·11”之后，64%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在任何时候或多数时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该数字是18个月前的两倍。盖洛普民调表明，小布什的支持率达到90%，是该机构调查的美国总统中得分最高的一个。实际上，“9·11”表明政府的巨大失败，但此后美国人表现出对政府的信赖。在国家危难时刻，除了依靠政府人们别无选择，因为它是保护者，人们被迫信任它。这是自由主义完全复兴的时刻。9天后当小布什宣布启动反恐战争时，时机更加成熟。民主党民意调查人赛琳娜·雷克（Celinda Lake）认为：“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久违的集体主义情怀。”
小布什政府继续执行国会在“9·11”之前批准的减税方案，但这被解释为国家安全危急时刻应对经济衰退的措施。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开支仍呈现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7万亿美元。因此，小布什时代被称为“大政府的保守主义”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助推了自由主义的重返。小布什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稳定金融行业，奥巴马政府推出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奥巴马政府的新医改法有可能使其成为与美国福利国家标志项目的社会安全和医保制度相媲美，也可能使奥巴马步入与罗斯福和约翰逊比肩的自由主义伟人之列。但医保改革也引起巨大争议和共和党人的严厉批评，他们利用2013年医改中的失误，使奥巴马政府和21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陷入危机。
美国的财政危机预示着未来的军费预算将长期收紧，进行像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冒险行动将不太可能。这意味着，未来的自由主义可能与冷战后的消亡命运十分相似。那么，自由主义还会再次崛起吗？当然会。如果美国人可以不要政府，他们早就将其解散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有时会显得比其他时候低，但时代在变化，美国人可能还会再次面临需要依赖政府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