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我的角度(来看)例如允许1000个以上智库百花齐放,(那么)对中国来说实现这些挑战的成功攻克,并且(能)更好抓住眼前的机会。必须实现改革,并且把中国的智库产业进一步扩大。首先是智库的影响力包括数量,有两种类型,同政府相关的智库,还有非正式的智库。我们可以观察到准政府形式的智库目前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如下,鼓励一些更好的竞争,不仅仅是附属于政府的智库、准政府性质的智库,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更好支持并且鼓励独立智库的发展。其次,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来打造法律、财务金融以及治理方面的环境,允许中国独立智库茁壮成长。第三,之前并没有太多提及,在国家和各个省份层次打造公共政策的学校,政府官员也希望他们了解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提供更好的培训,让他们接受智库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政府数据访问的权限,提高和政府相关的数据质量以及可靠性。在中国,数据质量和可靠性包括访问性是比较大的问题。对于关键部门,以及特别是关键行业的政策信息,希望让所有智库都能够了解。
除此之外,拨出资金进一步(投入)国际访问和介入,让中国的智库把触角伸向全球,将网站进行多元版本的打造,支持多语种文献出版,并且进一步提高文件收集过程,通过技术使用更好促进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在中国的智库行业产业进一步催生更高多元化,我们基于竞争来更好推动智库组织层面的创新。
希望能够制定明确的计划,打造一些政策创新中心,特别是中国顶尖大学机构设立政策创新中心,提出一些具体方案,构建独立的智库,我们希望在中国5-10年的时间,来构建更多的独立智库,确保独立智库的数量是政府机构的智库的数量2倍,甚至3倍。我们也要有具体行动计划,推动跨学科的交流。
另外提议构建前瞻性智库重点专注中国长期的发展,有一些研究机构非常关注区域性(问题),包括省级的一些学院,希望能够专门打造这样的中心,专门来关注于中国接下来25年乃至30年的发展。也要推动关键政策问题的研究中心,这些都是专门化的中心,例如重点关注于农村发展、中国老龄化泡沫、环境问题、交通运输、能源等等。希望在中国推动专业化、专门化的智库,专注于某些具体领域。
上述这些智库也应该获得捐赠资金的赞助,必须有独立的治理委员会,而且它的代表来自于商界、政府、媒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通过通力合作进一步放开领导层,其次是个体赞助,花10-20年的时间,中国智库打开资金渠道保证其真正的独立性。包括准政府性质的智库以及独立的智库,和大学附属的智库,通过它们之间的合作更好促进创新。最后,我们如何推动全球的合作,特别是和全球领先的智库展开合作?
(本文系詹姆斯·麦克甘在“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有删减。未经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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