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我的角度（来看）例如允许1000个以上智库百花齐放，（那么）对中国来说实现这些挑战的成功攻克，并且（能）更好抓住眼前的机会。必须实现改革，并且把中国的智库产业进一步扩大。首先是智库的影响力包括数量，有两种类型，同政府相关的智库，还有非正式的智库。我们可以观察到准政府形式的智库目前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如下，鼓励一些更好的竞争，不仅仅是附属于政府的智库、准政府性质的智库，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更好支持并且鼓励独立智库的发展。其次，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来打造法律、财务金融以及治理方面的环境，允许中国独立智库茁壮成长。第三，之前并没有太多提及，在国家和各个省份层次打造公共政策的学校，政府官员也希望他们了解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提供更好的培训，让他们接受智库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政府数据访问的权限，提高和政府相关的数据质量以及可靠性。在中国，数据质量和可靠性包括访问性是比较大的问题。对于关键部门，以及特别是关键行业的政策信息，希望让所有智库都能够了解。
除此之外，拨出资金进一步（投入）国际访问和介入，让中国的智库把触角伸向全球，将网站进行多元版本的打造，支持多语种文献出版，并且进一步提高文件收集过程，通过技术使用更好促进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在中国的智库行业产业进一步催生更高多元化，我们基于竞争来更好推动智库组织层面的创新。
希望能够制定明确的计划，打造一些政策创新中心，特别是中国顶尖大学机构设立政策创新中心，提出一些具体方案，构建独立的智库，我们希望在中国5-10年的时间，来构建更多的独立智库，确保独立智库的数量是政府机构的智库的数量2倍，甚至3倍。我们也要有具体行动计划，推动跨学科的交流。
另外提议构建前瞻性智库重点专注中国长期的发展，有一些研究机构非常关注区域性（问题），包括省级的一些学院，希望能够专门打造这样的中心，专门来关注于中国接下来25年乃至30年的发展。也要推动关键政策问题的研究中心，这些都是专门化的中心，例如重点关注于农村发展、中国老龄化泡沫、环境问题、交通运输、能源等等。希望在中国推动专业化、专门化的智库，专注于某些具体领域。
上述这些智库也应该获得捐赠资金的赞助，必须有独立的治理委员会，而且它的代表来自于商界、政府、媒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通过通力合作进一步放开领导层，其次是个体赞助，花10-20年的时间，中国智库打开资金渠道保证其真正的独立性。包括准政府性质的智库以及独立的智库，和大学附属的智库，通过它们之间的合作更好促进创新。最后，我们如何推动全球的合作，特别是和全球领先的智库展开合作？
（本文系詹姆斯·麦克甘在“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有删减。未经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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