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已成为今年上半年的热词之一，前有2月习总书记对京津冀一体化提的七点建议，后有4月底李克强总理南下重庆力推长江经济带，两者都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在新一届政府执政一年多以来，在国内至少形成了六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了较完整的战略新版图。其中，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场合提出的有“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而李克强总理负责重点阐释的是“长江流域经济带”、“东北-蒙东地区”以及“北部湾经济区”。这表明，习李两人重点主导的区域发展战略各有侧重。
习近平提出的三大战略具有明显的政治主导特征，也就是说，这三大战略既是经济战略，更是政治战略，政治意图比经济意图更强。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事关中国在亚欧大陆的总体战略布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乎中国的海洋战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也是典型的政治任务。李克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阐释的三大战略，则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注重在经济增长、就业保障上发挥重要作用。习李两人各有侧重，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拓展的主要“抓手”，体现了中央“以点带面、以区域带整体”的战略思路。
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在我看来，区域一体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级的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即道路、水电气等硬件设施的联通；第二个阶段是产业一体化，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产业选择等方面，需自觉差异化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第三个阶段是公共服务一体化，即居民在区域内的任何城市看病、上学等民生待遇能够基本一致，无障碍自由流通。目前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基本进入了产业一体化的阶段，而京津冀、成渝等地，还处于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阶段。
然而，要实现三大要素的一体化，需跨越两大障碍：一是地方行政壁垒，二是产业断层。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工作就已经开展，区域协调过程中，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问题也在不断变化，但实质性的推进却不容乐观。30年过去了，京津冀三地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产业一体化方面却举步维艰，今年的重头戏就是把京津两地的产业、人口和城市功能向河北等地疏解。实际上就是以行政之力，去疏解高度市场化的人口和产业，难度可想而知。
与长三角相比，京津冀三地协作的难度很大。长三角虽然地跨江浙沪，但区域协作多由市场推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产业链条的前后向联系，所有参与主体都认同上海市的龙头地位，自觉地错位发展，更容易构建产业一体化的格局。
京津冀地区涉及的主体地位、层级更加复杂，其中首都北京地位尤其特殊，使区域间的协调难度增大。以北京与天津为例，两者之间既缺少民间经济互补的动力，又缺少官方协商机制，也曾出现过互争北方经济中心的事件，竞争多而协调少。某种程度而言，京津冀的关系，不是三方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涵盖了中央部委、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四方参与的关系。没有中央的参与和沟通，三地很难沟通协作，游戏失去了主角，结果就难以预料。但是，如果事事都需经中央政府协调才可合作，必然降低效率，失去发展的先机。
不仅如此，产业协作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河北无疑是三地发展中最短的木板，从地域面积来看，河北地域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人均GDP却是三地最低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京津的40%左右；不仅如此，公共资源也相对薄弱。全国211大学，北京有26所、天津4所，河北仅1所。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已经是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则是工业化中期，河北则刚刚迈入工业化中期，产业梯度落差大, 存在明显的产业链断裂。从人均GDP、公共资源和发展阶段综合来看，京津和河北之间已经形成了极端的“核心-边缘结构”。
形成这样的经济格局，有历史沿革、地理区位、行政政策和市场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叠加。除了由来已久的河北服务京津的发展定位，北京的首都优势、奥运会的举办、国家扶植天津滨海新区开发，这些重大的政策轮番出台，强化了资源要素向京津两地配置，促进了产业向京津集聚。最初的产业聚集形成以后，市场之手继续推波助澜，加剧了资本、人才、信息、原材料等优质资源，流向发达的京津地区，河北贫困的农村地区不但无法从市场中受益，反而被进一步剥夺了各种资源，加剧了贫困。京津两地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远大于作为边缘区的河北，并成为它进一步吸纳人口、产业、积累资本和创新的重要来源，造成了京津冀地区的“虹吸效应”和“黑洞效应”。
“虹吸效应”和“黑洞效应”不断累积，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河北与京津两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资金、信息、技术、物资和人口纷纷向北京、天津两地聚集，京津两地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城市病缠身：重度雾霾、交通拥堵、时间成本和环境成本越来越高。两相叠加，使得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
然而，长江经济带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长江经济带涵盖11个省市，从发达的上海、江苏，到西部的四川、贵州，GDP占全国经济总量超过40%，承载了约6亿人口，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意义在于联通东部中部西部，实现内与外、西部和东南沿海、山区和沿海、工业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的无缝对接。
随着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逐步深入推进，重庆、湖北、湖南等多地都提出了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新思路。例如，重庆提出要打造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武汉提出要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四川省已完成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阶段性研究工作，重庆市举办的长江经济带战略高峰论坛，为重庆的发展出谋划策。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行政壁垒和激烈的产业竞争。在长江经济带的9个省会城市中，大部分城市的主导产业都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建材、重型机械、电子信息，重化工与钢铁产业尤其密集，目前长江沿岸有武钢、宝钢、攀钢、南钢、马钢五大钢铁基地，以及近十家炼油厂，化工企业达40万家左右，仅江苏境内就布局了8大临港化工区，化工企业超过10万家。
此外，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各种区域规划种类繁多，无形中使得优惠政策不优，争夺政策红利，加剧了竞争。由国务院批复的区域规划就有长三角、成渝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江苏沿海地区等，还有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和重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也大多布局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比如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可见，长江经济带并非与常规的区域规划一样，执着于要政策要土地指标，而是要发挥“串联效应”，对要素资源整合利用，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要避免同质竞争，就需要错位发展。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大的差异，能在长江黄金带上基本形成一个资源带、一个旅游带和一个能源产业带，具有梯度开发错位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各地在产业选择上，尤其要避免重复建设，实现重构化发展、错位发展、错位竞争，才能产生总体的经济效应。
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更加客观理性，尊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把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打造健康的城市格局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我们期待，这样好的开头，能够在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落实，协调整合，跨越行政壁垒和产业断层。否则，再好的区域规划，可能沦为又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规划运动。
